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夫妻一方婚前债务性质、婚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及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清偿责任等作出体系化规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债务制度疏于规范的缺憾。其中，第24条明确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和举证责任。这些规定在当时对于防止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或通过离婚，转移财产，架空债权，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婚姻期间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日益普遍，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恶意设债、虚假设债，损害另一方配偶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需与时俱进，及时修补漏洞，体现兼顾维护交易安全与保护未举债配偶一方合法权益和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两种法的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刚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解释”）除明确夫妻合意（双方共同签字或者一方事后追认）所负债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外，第3条还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性质认定及举证责任，作出不同以往的解释。本条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一般情况下是举债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债权人以此类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这与新解释第2条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限确立一方对外举债性质的标准相一致，也明确了人民法院的立场和态度，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统一的标准。其次，通过确立举证责任，为债权人主张权利提供救济途径。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债权人的主张。这其中包含对此类债务定性的另一标准，即：若将此类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应考量债务的用途或者是否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夫妻一方对外所举债务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甚或是基于夫妻双方合意，人民法院应认定其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对此的举证责任由债权人承担。本条在举证责任上作如此规定，符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也与司法解释（二）第23条关于债权人对夫妻一方婚前所负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时的举证责任规定前后呼应，且适用规则一致。表面上看，本条似乎加重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它为债权人主张权利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总之，新解释第3条既明确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原则定性，又从实际出发确立三种例外情形，通过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给债权人，对其权益予以相应保护。

普遍认为，司法解释（二）第24条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是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过于绝对。以“婚姻关系”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标准，只关注债务产生的时间，忽视夫妻一方对外举债的目的和债务用途，更没有考虑夫妻是否有此合意；二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在诉讼中，否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配偶一方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让未参与债务形成的未举债配偶方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债务性质的约定，或者证明债权人在与其配偶订立借贷合同时知晓双方已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实为不可能。一者该条所列两种除外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二者令未参与债务形成的配偶一方对上述两种除外情形负举证责任，有失公允。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司法解释对于夫妻债务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由借贷双方负举证责任。司法解释（二）第24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夫妻一方，虽堵住了举债的夫妻双方串通逃债之路，却生出新的漏洞，是明显不利于夫妻中未举债一方的利益保护的，也会在客观上促使债权人随意放贷，怠于履行放贷时的风险注意义务。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家事无小事，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家庭又是社会的缩影，与时代共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审时度势，及时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新解释，对婚后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既遵循日常家事代理的基本法理，又符合现行婚姻法第41条考虑债务的目的和用途原则，并强调尊重夫妻双方共同意愿，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如此规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的体现。我们相信，新解释的实施将产生积极的引导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夫妻一方对外举债时充分尊重另一方配偶意愿，保障对方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债权人在确立合同之债时应主动履行审慎注意义务，防范债务风险。当前，我民法典正在编撰中，新解释的实施，将会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体系化构建我国夫妻债务制度奠定立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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