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司法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夏商两代是北方黄河流域相继建立的两个宗族部落国家集团联盟，是中国古代法的初步发展时期。史载，夏商两朝先后制定了当时的不成文法律“禹刑”和“汤刑”，设置了专门的司法官吏“大理”“司寇”等，作为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专政的工具。这一时期，王权与神权高度统一，君王拥有最高司法权力，神明裁判成为君王借以维护其统治权威的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出现了监狱的雏形，刑罚也较为严酷。夏朝已有了主管审判的官员，设立了监狱。商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监狱。商代刑罚残酷且带有迷信色彩，出土甲骨中有“贞其刖”“贞刖百”“贞其刖百人死”等卜辞，商王通常会根据占卜结果来决定是否施用刑罚。

夏商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后世的司法制度，都可以在夏商找到渊源。

天命神判

夏商早期继承了通过个人威望来进行判决的形式，但是在后期逐渐形成了审判的程式。这一切都归结于夏、商时期的神权法思想，中国古代的神权法思想是从属与服务于奴隶制王权和封建皇权的，目的在于使王权和皇权神化。它最早盛行于夏、商、西周奴隶制时期。

君“受命于天”。当时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极力宣扬他们是秉承“皇天”的旨意来统治人民的。例如“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等。这种“受命于天”的君权神授思想，有利于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并赋予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中国的神权法思想形成于夏代，发展到殷商进入高峰。殷商的奴隶主以迷信鬼神著称。《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随着殷王权力的加强，当时的宗教迷信中出现了一个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所有国家大事，甚至是否用刑，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帝鬼神祈祷和请示。

中国的甲骨文主要就是殷王及其代理人（专职史官）向上帝和祖先进行占卜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卜辞。如“贞（卜问）：王闻不惟辟，贞：王闻惟辟。”“兹人井（刑）不。”表面看来，似乎殷王完全是遵照上帝旨意进行统治，实际上只不过是给殷王的命令涂上一层神意的色彩。

受神权法思想的影响，夏商审判的主要内容是“天命”“天罚”。商代已由夏朝简单的自然神崇拜发展为与祖先神崇拜相结合，由单纯的“天罚”进入到与借助占卜巫术“审判”相结合。《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卜问用刑之类的神明裁判案例。

《尚书·甘誓》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有军法性质的规范，也有着浓重的神权法思想痕迹。甘誓为《尚书》篇名，属于《虞夏书》中的《夏书》，是夏启在准备讨伐有扈氏时，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发布的战争动员令。启带兵前往征讨，开战前为告诫将士，发表了这篇简短誓词。这篇誓词包含两层意思：1.宣布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对其讨伐是代天行罚。2.申明军纪和赏罚。

《甘誓》里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等内容，意为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先祖的神位前颁行赏赐；不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社神的面前给予惩罚。此即所谓的“师出于律”，是记载夏王行使司法权的最早文献资料。

夏商监狱

在阶级社会，历代统治者无不利用监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其阶级统治秩序。夏商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和监狱。

夏朝监狱又称“夏台”，其早期形态在古籍中已有所反映。《易·坎卦·上六》载，“系用徽纆，窴于丛棘。”夏朝中期的监狱称为圜土。《竹书纪年》载，“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郑玄注：“圜土，狱城也。”《释名·释宫室》载，“狱又谓之圜土，筑其表墙，其形圜也。”

夏台，又称钧台，本是夏朝祭祀的地方。《史记·夏本记》载，夏朝亡国之君夏桀恐日益强盛的属国—商国反叛，借行封赏召成汤于夏都（今河南省禹州市），将其囚禁于夏台。久而久之，“夏台”一词衍化为夏朝监狱的代名词。历史上的夏台在禹州城南15里，历代屡修屡废。1991年，禹州市政府按原样复建了古钧台。

由于夏朝处于奴隶制国家初期，其刑罚制度必然受到原始野蛮的影响，当时主要以残害生命和身体作为惩罚罪犯的手段。据古籍载，夏朝还没出现徒刑或类似徒刑的形式，监狱一般不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只是作为待讯、待质、待决的场所，监狱管理制度也尚未形成。

商朝的监狱类型与夏朝监狱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其职能除了羁押奴隶和罪犯外，强制劳役的职能有所增加。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表示监狱的字形，并有增建监狱的记载。

根据出土实物和甲骨文的反映，商朝的监狱形态基本上是利用简单改造了的自然物，如土窖和槛笼等。囚禁的对象，主要是“犯罪”的奴隶和战俘。

河南省汤阴县曾是商朝的京畿之地。据《史记》载，商末，殷纣王听信谗言，把时年82岁高龄的周族部落首领姬昌（后代追称周文王）囚禁于汤阴一个叫羑（yǒu）里的地方。《史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姬昌在被囚禁期间，发奋治学，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代表万事万物、无穷无尽，内藏阴阳消息之机，后来衍生为“周易”。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

后人为纪念周文王，在其被囚禁的地方建起羑里城和文王庙。羑里城是一处蕴含丰富的龙山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位于安阳汤阴县城北八华里羑、汤两河之间的空旷原野上，厚达7米的文化层断面清晰，依稀可见远古时期人们居住、生活的情景。这是3000年前殷纣王关押周文王姬昌7年之处，是有史可据、有址可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

商朝还出现了束缚“犯罪者”手脚的械具，《说文·木部》云：“械，桎梏也。”古代最早的械系形象，是殷墟小屯发掘出土的一批身被桎梏的陶俑。可见，早在商朝时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械系制度，并奠定了古代桎梏制度的基础。

夏商刑罚

夏王朝建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

禹刑是夏朝法律规范的总称，但是并非由禹所作，大概是启以后制定的，可能是为追念其先祖而名为“禹刑”。禹刑是因有“乱政”而作，语出《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所谓乱政实际上是指奴隶暴动和反抗斗争，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而制定的。这种乱政在禹时是不大可能出现的。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考证，汉代以后的典籍说夏朝的刑条很多，东汉郑玄说：“夏刑，大辟（死刑）二百，膑辟（削去膝盖骨）三百，宫辟（毁坏生殖器）五百，劓（割鼻子）、墨（在额头上刻字涂墨）各千。”由此可见，夏朝已经有了“五刑”。

商代具有较完备的刑法（“汤刑”，包括罪名、刑罚、审判及刑罚的执行）、民法（所有权、婚姻、继承）。关于商代的刑狱，在《尚书》中记载较多，如《尚书·汤誓》：“外事，汝陈时泉，司师。”“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圣蔽要囚。”“汝陈时泉，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商代刑罚以“天罚”作为基本理念，审判方式虽然尚未定型，但是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程式。

《晋书》载，“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商代刑罚制度有进一步发展，《荀子·正名》称，“刑名从商。”可见商代刑名对后世影响之大。据文献记载，当时常用的刑名主要有墨、劓、刖（砍去受罚者左脚、右脚或双脚）、宫、大辟五种，并已得到殷墟甲骨文的印证。此外，商代还有一些临时使用的酷刑，如醢（将尸体剁成肉酱）、脯（把人杀死晾成肉干）、剖心、炮烙等。

刖刑在甲骨文中象刀锯断人足之形。在考古发掘中，河南省安阳后岗殷墓里，有一殉人的骨架少一下肢骨。河北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也发现两脚被锯的遗骨，这些人可能生前受过刖刑。殷墟出土过戴枷陶俑，双手被铐在胸前，还发现祭祀场内有砍头、肢解等现象，可见商代刑罚是极为残酷的。

商纣王荒淫无道，“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并作“炮烙之法”：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中间燃烧木炭，将铜柱烧红，对敢于议论国王是非之人，即绑在铜柱上活活烧死。商纣王的凶残暴虐，加速了商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