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国祚绵长，前后相继，四百余载，对后世影响之深，可谓是无以复加。她不仅赋予了我们的民族之名，塑造了中华民族主体的性格心理，而且制度上多有创见，思想上也纷繁出新，为后代提供了无尽的智慧养分，也吸引了现代人的无数次回望。

若要探究大汉强盛之由，我们不妨从其间的君臣斗法说起。

不过，先要回答——法是什么？古圣先贤，讨论很多，分歧极大。

在法家代表慎子看来，法律是调整天下一切行为、至公大定的制度规范。他主张国之大道在于“民一于君，事断于法”。为了突出法律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骨肉可刑，亲戚可灭”，就是不能没有法律。因为法律即便不完善，也比没有法律好。（“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

这种观点自然不足孔子一哂。夫子的理论是，一味的严刑峻法最终会导致人民丧失羞耻之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因此，他强调，审理案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无讼”。

北宋大儒司马光对此表示谨慎认同，他在《资治通鉴•汉文帝十年》中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因此要正确适用法律，唯有善于持法的人做到亲疏如一，无所不行，民众才不敢有恃无恐。

这些观点之争，颇似仙人斗法，奇招迭出，但无论如何，总归限于头脑风暴，不至伤筋动骨。真正意义上的斗法，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花拳绣腿，而是发生在朝堂之上，君臣之间，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脑袋搬家。

与当朝天子斗法最为著名、次数最多的当属汉文帝时的廷尉张释之。

廷尉一职，始设于秦，为九卿之一，专管刑狱，类于今日的公安部长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于身居如此高位，少不得与君王斗法的机会。

一日，文帝出行，却不料所乘銮驾被人给惊吓了。文帝着人押着人犯，交给张释之处置。经询问，张释之得知原来是这个人起初躲在桥下，误以为皇帝已经离开，哪知刚出来就惊了皇帝的大驾。张释之奏明文帝，这个人不慎违反了“交通管制条例”（ 犯跸），应该罚金若干。文帝闻言大怒，称：“这个人惊扰了我的马，多亏它性格和柔，换做其他马匹，还不得摔了我？你当廷尉的居然拿罚金来搪塞我？”（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

张释之不慌不忙，发表了一篇震铄古今的“法律宣言”。

他首先给法律定性：天子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准则。（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这个论断在当时不啻为石破天惊。

毛泽东同志曾在《七律•读〈封建论〉》中指出：“百代多行秦政治。”征之史实，所言不谬，验诸汉代，更为明显。尽管秦帝国已经覆亡有年，但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胜朝的文功武治仍然笼罩着汉朝的天空，是汉王朝君臣心中不自觉的阴霾。譬若秦国的挟书律，明明是个恶法，汉代仍要原封不动继承下来，至孝惠之世，方才废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秦朝一贯奉行法律至上，法家之言是其意识形态。根据法家理论，全国应以吏为师，专任刑罚，强调“壹刑”（《商君书•赏刑》），即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似乎近于今日的法律格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殊不知，此处的“人”有一个例外，即人主。所有的人都是法律的奴隶，法律则是人主的工具，因为“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韩非子•二柄》）既然人主自外于法律，通过操控法律统治人民，就完全可能无视民瘼，恣意妄为。而现实中的秦始皇真的就赤膊上阵，躬操文墨，大肆制造黑色恐怖，一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架势，直接后果就是犯罪率的大幅飙升，人人都成罪犯，处处尽是牢笼（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也就无怪乎，“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秦帝国转瞬间分崩离析。

张释之此时给法律的定性与秦世截然不同，是有深意的。因为秦末的大变革给无论是亲历者还是后来者都带来了莫大的冲击，文帝肯定记忆犹新。汉承秦制，一仍其旧。毕竟殷鉴不远，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拨乱反正，重新认识法律。

张释之进一步指出，现行法律已经规定得很明确，而如今临时变更，就无法取信于民。既然这个案子，皇上您已经交给我这个廷尉。廷尉者，就是天下的天平。我现在随意偏袒，全国的司法人员都会闻风而动，只怕会弄得百姓动辄得咎，唯有重足而立了。

这一番话入情入理，不由得文帝道一声：廷尉处理的对。（廷尉当是也。）

此后，盗环案又一次引发了文帝与张释之的斗法。

事情的起因是有人盗取高祖庙前的玉环被抓个现行。对于如何处置这个利令智昏的窃贼，君臣意见大相径庭。张释之援引法律，主张处以弃市（死刑的一种，杀死后弃尸于市口）。文帝怒发冲冠，简直是出离的愤怒了。他认为不采用“严打”的政策，就不足以体现对先帝宗庙的崇奉之意，因此拒绝依法治罪，坚持要求从重从快处理，灭族才好。

大是大非面前，张释之没有让步。他郑重其事地免冠顿首，娓娓道来：“按照法律规定，这样的处罚已经足够了。即便犯了同样的罪名，如果存在不同的犯罪情节，也要进行不同的量刑，而不能忽轻忽重。盗环就要灭族，那么挖了高祖陵墓上的黄土，该当何罪呢？”

刑罚同犯罪应当相当均衡，这是张释之在盗环案中的观点。而在西方国家，类似的表述首次出现在近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的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已是1764年，差不多晚了两千年。

幸而，远见卓识的张释之，遇到了虚怀若谷的文帝，后者再次被说服了。

我们可以发现，汉代以文帝与张释之为代表的君臣斗法，在过程中，既没有皇权无所顾忌的强压，也没有臣僚毫无原则的顺从，在结局上，也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以理服人，并且多半是热血沸腾的皇帝被冷静理性的法官所说服。这样的斗法，实质上是通过不同法律观点的碰撞与博弈，继秦朝暴政之后创制了全新的治国之道，为当朝及后世都树立了绝佳的范例和榜样。

正是基于此，汉宣帝才会骄傲地承认：“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想必就是汉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所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