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2010年3月起，北京市法院开展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改革工作，对盗窃、危险驾驶、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符合条件的常见、高发轻型犯罪适用快速办理机制，将简易程序案件适用比例提升到70%以上，平均审理期限压缩到7日左右，案件呈现出息诉服判率高、上诉率低、改判发回率低等显著特征，执法水平明显提升。

“修改后的刑诉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法院有必要构建更加科学的繁简分流机制，合理配置资源，确保审判质量，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契合了审判实践的需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于同志表示。

“押多长判多长”成为历史

于同志告诉记者，如果轻微刑事案件办理周期长，被告人判前羁押时间延长，容易导致‘押多长判多长’，以至于出现判前羁押时间决定刑种、刑期的不正常现象。同时，被告人会因从宽量刑情节未得到体现对判决结果抵触和不服，而刑罚执行机关也没有机会开展矫治工作，使得刑罚的惩罚和教育功能双双缺失。

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共同加快诉讼进程，大大缩短了判前羁押时间，为适用拘役刑创造了条件，解决了拘役刑虚置的问题，法官可以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从宽情节和认罪态度，准确裁量刑罚，带动了轻微刑事案件刑罚整体轻缓化，实现了轻微刑事犯罪“少判、判少”，从而进一步落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了刑罚目的，促进了社会和谐。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一组统计数字显示，该院刑二庭自2012年初以来审结的案件中，有56人有前科犯罪记录，其中52人前罪被判处的是有期徒刑，占93%，仅有4人前罪判处的是拘役刑，占7%。“轻罪轻判，罚当其罪”有效降低了长期羁押带来的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既对被告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惩罚，又给被告人提供了尽快接触社会、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有利于被告人悔过自新，降低再犯罪率。

“在审结的844件拘役刑案件中，只有15件案件的被告人提起上诉，约占1.8%，远低于一般刑事案件上诉率。”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刑一庭庭长张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她所在庭室适用轻刑快审后的变化。张勇认为，对于罚当其罪的判决结果，被告人基本不上诉，也大大节约了二审司法资源。

视频开庭节约千余警力 

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不久前审理的一起简易程序案件中，公诉人、辩护人及旁听人员在法庭内就坐，而法官、书记员、被告人则出现在30公里以外的看守所数字法庭，双方利用大屏幕实现同步对视对讲，庭审进行得有条不紊。

于同志告诉记者，此举是北京法院向科技借力量，进一步减少轻刑快审工作环节、加快案件审理进度的一项探索和尝试。利用这种手段，可以节约提押时间、警力、车辆投入，成倍增加法院日均排庭数量。目前，全市法院已建成专门视频法庭8个，仅海淀、东城两家法院年均可利用远程视频开庭审结刑事案件1 000余件，避免了远途提押人犯的风险，节省警力2 000余人次，减少车辆行驶里程数万公里，审判效率显著提高。

为了突出一个“快”字，北京法院还建立了快速审理的“绿色通道”。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附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意见函，在起诉书上加盖快速办理专用标记，提示法院注意。立案环节，要求提起公诉的案件当天审查受理、当天移交刑事审判庭，最大限度压缩案件移转时间。审判环节，建立专案专办工作制度，指定专人或专门合议庭审理，原则上当庭宣判。庭审环节，对被告人开展释法析理和法庭教育，为刑罚执行机关教育矫治奠定基础。交付执行环节，北京高院专门下发了《关于规范执行法律文书送达时间的通知》，要求快速审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在判决生效后至迟五日内送达执行法律文书将罪犯交付执行，送交专门的执行场所，确保充分的教育矫治时间。

目前，北京市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案比例已达到70%以上，其中四分之一是快速办理的案件。一个3人办案组一年可以审结1 000余件轻微刑事案件。对于95%以上的醉驾案件，做到了查获后一个月内处理完毕。

“一味求快”要不得

快速审理如何更好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于同志表示，轻刑快审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和辩护律师依法履职的前提下进行。

在北京法院，对被告人是否认罪，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及庭审中法官都要“两次询问”，确认被告人是否认罪和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有辩护律师的，在保障律师行使阅卷权、会见权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辩护律师提出异议、或拟作无罪辩护等情形下，法官则会及时终止快速审理工作程序。

此外，快速审理主要体现于庭审外的工作节奏、流程的提速，庭审程序仍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特别是对证据的审查把关”，于同志强调说，“尤其是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一定要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鉴于快速审理的轻微刑事案件，都是事实清楚、被告人对指控没有异议的简单案件，于同志表示，法庭在审理时可以更加侧重调查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对被告人有利的和从宽处罚的事实，则可以适当放宽证明标准。

“轻刑快审机制的推行，进一步落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好实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罚目的，确保了‘两法’修改内容的准确实施，促进了刑事审判队伍建设和执法水平的提升。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轻、快、准、稳！”于同志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