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经历，—到餐馆小聚，拿出自己准备的酒水时，服务员脸色“晴转多云”，或是声明“谢绝自带”，或是要求收取“开瓶费”。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餐饮行业中的“禁止自带酒水”、“包间设置最低消费”属于服务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霸王条款”无效。（2月18日《现代金报》）

“霸王条款”备受社会公众诟病已久，某些经营者通过施展多种“隐形伎俩”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般情形下，此类经营者通常利用自身市场优势地位，单方面制定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或者行业惯例等，限制消费者权利，免除自身本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效率方面来讲，经营者通过提供固定版式的格式条款合同，可以节约交易时间，节省交易资源，对经营者和消费者来说可以称之为一种“双赢”模式。但是，很多经营者却将本来蕴含交易“正能量”的合同进行“改头换面”，给市场交易行为蒙上了一层阴影。于是，在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公平却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和保障，可以说这样的一种买卖方式违反了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对培育健康和谐的市场交易环境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

仔细分析“霸王条款”中的强势一方，经营者往往具有“非凡的智慧”。他们往往通过对消费者制定“强制性义务”达到自身意向中的交易目的，并在发生纠纷时以顾客自愿或明知为由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前的消费现状下，消费者在碰到“霸王条款”时，通常会首先选择与经营者进行面对面交涉，待到无法得到满意的维权结果时，才会通过消协或法律途径寻求帮助。一般情形下，维权事件都会以经营者退还费用及支付一定数量的违约金收场，对经营者来说并未触及其生存发展底线。低成本处理结果和高利润欺诈营销策略比对下，经营者不惜“屡屡犯错”，也就不足为怪了。

反观消费者的现状，他们在碰到“霸王条款”时往往面临种种维权路上的障碍，而此障碍在现实中却很难得到有效的突破和化解。首先，大量消费维权案件成本过高，这包括金钱和精力两方面的因素，假如消费者与经营者打起“持久战”，通常会处于劣势地位。其次，部分消费者面临市场交易“取证难”的窘境，没有详实的证据为维权做支撑，消费者的维权举动就很难得到法律的认同。除此以外，少数消费者感觉维权繁琐且漫长，而且交易损失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他们通常抱有“吃亏是福”的心态，这也助长了经营者为所欲为的嚣张“霸气”。

从社会外部环境来说，消费维权在立法、执法、处置等方面还稍欠“火候”，为“霸王条款”的盛行提供了“真空”地带。究其根本，当前还需法律施以重拳，对“霸王条款”进行严格的惩治和打压。需要细化“霸王条款”的情形和种类，并赋予配套的法律惩治措施，避免出现遗漏；可以规定消费维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强化经营者的举证责任和义务，减轻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可以适当扩充消费维权途径，并对各种途径进行必要的简化和缩短，提高消费维权的速度和效率。同时，还需对相关市场交易监督执法部门的责任进行明晰，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督促相关部门严格履行自身的法律义务，对于渎职失职行为予以一定的制裁。

说到底，减少抑或杜绝“霸王条款”的滋生和蔓延，亟须法律的助力和牵引，同时亦需公众对其保持“零容忍”的抵制态度。只有形成惩治合力，“霸王条款”的“霸气”才能得到有效的打压和抑制，才能形成公平健康的市场交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