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沙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1956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我国司法审判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治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见证，闪耀着正义之光、和平之光、法治之光。

邵沙平指出，正义、和平和法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纽伦堡法庭的检察官曾说过：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1949年通过“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时曾对这三者的关系做过一个经典的诠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在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法治与正义实为达成此项宗旨之要素。《联合国宪章》所追求的国际和平是基于“自由、平等、正义及尊重基本人权之国际和平”。德国和日本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犯罪行为，是对和平的最大破坏，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我国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遵守了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国际法原则：确保被告人得到公平审判。这次公平、正义的审判，既是对日本战犯所犯罪行的清算，也是在警醒所有妄想破坏我国和平和安全的潜在威胁者：战争犯罪是破坏和平的国际犯罪，无论居于何种地位，在任何国家，都要受到惩罚。通过司法审判维护国际和平，尊重基本人权，闪耀着和平之光。

邵沙平认为，1956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中国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为了进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国制定了有关的法律制度，培训了有关的法律人员，组织有关人员对国际法进行了学习，在审判和判决书中都运用了国际法有关术语和规则。1956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联系。

此外，邵沙平特别指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对日本在我国所犯罪行的审判，主要限于对自然人的审判，而对日本公司（法人）在我国犯下的罪行并没有通过法律措施进行处理。而同一时期，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军事法庭依法对在二战中犯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公司（法人）进行了审判。一些国家在二战后，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依法对犯有战争罪行的个人和法人的财产进行没收，用以赔偿和补偿战争受难者。

邵沙平最后说，我们今天回顾1956年审判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记录和历史见证，更在于推进今天的法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