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上午10点29分，35岁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C出口的台阶上，并保持这一姿态达50分钟。监控录像显示，在梁娅倒下后有发出求救的动作。三分钟后，有市民发现并告知地铁工作人员。随后地铁工作人员赶到，民警也在25分钟后赶到。11点18分，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2月27日《南方都市报》）

35岁，当梁娅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不知道事发时路过梁娅身边的人内心该做何感想。或许，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搀扶，一次大声的呼救，就能够将梁娅从死神的手里拽回来。但是，当“老人不能扶”成为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现象后，似乎过往行人的内心已然冷血，任何人的无助眼神都换不回渐渐冷却的良知和道义。

诚然，在“扶人反被讹”的现实窘境中，施以援助之人被讹的风险和几率会大大增加。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每个人袖手旁观的原因，更不能作为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借口。作为社会成员，理应具有最起码的社会良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底线。说到底，当自律成为道德层面的空谈，单纯依赖于道德的觉醒来构建互助的社会氛围，显然已经很难产生实效。既然如此，将希望寄托于法律，以法律之手扶起摔倒的道德，则在现实语境中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不可否认，将道德层面问题上升到法律角度来解决，就会为道德加上法律的枷锁，使之具有强制力和执行力。如此，就可以督促人们积极的履行社会责任，承担社会义务，从而补齐道德自律层面的短板。法律是刚性的，而道德却是柔性的，依靠道德对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现象纠偏，面临的难度肯定要远远超过刚性的法律制度。毕竟，人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当道德层面的举止上升到法律层面，将冷眼旁观定义为法律禁止的行为时，每个人就会衡量救与不救之间的利益博弈，主动对陷入困境的他人施以援助之手。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法律的作用固然有限，但当道德成为无法扶起的社会病态，就有必要对社会现象开出法律药方。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经验，在刑法条文中增设“见死不救罪”，对于不主动实施救助行为的人苛以刑事惩罚。而在民事责任方面，如果援助之人在施救后被讹的，可以将举证责任全部置于被救之人身上，对于举证不能的，援助之人不承担相应责任。另外，借鉴卫生部2011年所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可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施救方法、程序、细节等做出清晰的规定，确保每个人在对他人进行施救时，做到合理和规范。

年轻的生命已然逝去，我们在为梁娅的逝去扼腕痛惜的同时，也该反思如何预防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毋庸置疑，在道德意识不足以自省的当下，法律不应缄默不语，而应当伸出坚实有力的双手，从司法层面上托起全社会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