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主犯逃走，旁人所供人犯又存在诸多疑点，怎么办？据《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记载，案件的主犯乔老松闻风而逃，其侄儿所供五人冯星文、冯叔文、乔四观、秦惠南、马虎虎均被判处死刑，清朝能吏胡林翼看出了该案的诸多疑点，将五人无罪释放。

五强盗判死刑

胡林翼（1812年－1861年），湖南益阳人，历任湘军首领、湖北巡抚，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等，为时人所称道，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他坐堂听讼，立时断案，清理积案，治军赏罚分明，知人善任，善于理财，人称能吏。有《胡文忠公遗书》等。冯景文与堂弟冯星文、冯叔文素来关系不睦，经常发生纠葛。有一天，冯景文外出，恰逢下了小雨，冯景文当晚没有回家。没承想，就在当天夜晚，冯景文家来了强盗，家中多人被打伤，还抢去了许多东西，冯景文的家人隐隐约约认得强盗中有个叫乔老松的，于是到县府衙门报案，县衙立即派出人马捉拿乔老松。但乔老松听到风声，仓皇逃跑。没有捉到乔老松，衙役只能抓到乔老松的侄儿乔四观去交差。

乔四观熬不过衙门的刑讯，胡编乱造，先供述出秦惠南、马虎虎，后又供述出冯星文、冯叔文。县衙顺藤摸瓜，抓获冯景文，冯景文也忍耐不住官府的刑罚，便添油加醋，说强盗是撞破门窗进来的，自己的祖母手腕被打折，母亲也遭到炮烙，十岁的婢女秋英亲眼看见，是秦惠南、马虎虎动手炮烙的。冯景文还说，冯星文将抢去的布匹裁制成了裤子。清代对强盗案件的处罚非常严厉，按照《大清律例》，凡是强盗案件，案犯不论是首犯，还是从犯，都要判处死刑。县令按图索骥，从冯星文家查获了一条裤子，就将冯星文、冯叔文、乔四观、秦惠南、马虎虎五人全部捉拿归案，都判了死刑。

胡林翼批疑点

案子上报给胡林翼，胡林翼看出案件中间的许多疑点，对此作出批示。这个案件中，冯星文、冯叔文、乔四观、秦惠南、马虎虎等五人犯死罪判处斩刑，存在种种疑点，确实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案子。按照法律原理，疑罪应该从轻处理，何况冤枉到死罪，死罪达到斩刑，斩刑达到牵连五个人的程度，又哪里能不逐一勘查核实？审查这个案件，最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逃犯乔老松，官府必须将乔老松抓获归案，进行详细审讯，然后才能确定乔四观所供述的强盗帮凶是不是属实。

现在主犯乔老松还逃之夭夭，只听他的侄儿乔四观的供述，就确定强盗案件及其主犯、从犯，显然口说无凭，自然难以定案。况且，作出供述的乔四观，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强盗，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强盗的人，而强迫让他扯出强盗帮凶，重刑之下，有什么口供是不能得到的？恐怕只有冤枉无辜好人，办成冤假错案。因此，对这个问题刚一开始进行审讯的时候，就已经失去真情，作案强盗既然没有抓获，就应当研究报案的材料及其措词。

而根据冯景文所供述，强盗撞击房门、破门而入，他的祖母被打，手腕折断，母亲被炮烙，逼着交出财物。可见，当夜的强盗，来势凶猛，穷凶极恶。而冯星文、冯叔文，与冯景文的住房只有一墙之隔，当时强盗明火执仗、猖狂实施犯罪，即使不说同族本家的情谊，只是考虑乡邻发案，冯星文、冯叔文也应当挺身而出，鼎立相助，而不可能事不关己，坐视不管。而现在所谓的案情却截然相反，因此，不能不怀疑，冯星文、冯叔文的报案本身就存在问题。而且，冯星文、冯叔文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无话可辩。

然而，根据冯星文等的供述，说是当天晚上，空阶夜雨，毫无动静；又询问他们的邻居，也说当晚夜深人静，平安无事，两相比较，自然是大相径庭，自相矛盾。其中的矛盾和破绽，自然应该引起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况且，强盗离开以后，冯星文等人也根本没有前去救援。在强盗案件发生之后，冯景文回到家中，按照通常情理，首先应当询问被抢劫的具体情况，并且，不可能不谴责冯星文等人坐视不救的罪过，即使冯景文不这样做，在他向县府衙门报案的时侯，也应当请县官审讯冯星文，查讯冯星文等人明知强盗作案而坐视不救援的原因。

案件中这些情形都是扑朔迷离，含糊其词，直到乔四观扯出冯星文、冯叔文，才开始重整旗鼓进行讯问。因此，可以作出推测，冯景文家遭遇强盗抢劫这个案件，强盗偷偷进出冯景文家毫无疑义。冯景文家所报强盗点燃火把、破门而入、捉母炮烙等，难以避免是夸大其词，之所以这样报假案，目的是为了嫁祸于人。

官府另外还查明，指认实施炮烙的人，一开始说是秦惠南，后来又说是马虎虎，一会儿说是马虎虎，一会儿又说是秦惠南，瞬息变化，可见他们的供述闪烁其词，变化无常。他们甚至于还说，炮烙的情形，是婢女秋英所见，但秋英只有十岁，当时已经与冯母一同被拘禁在西房，秋英又怎么能够偷偷出来窥探炮烙？况且，年纪幼小的婢女，面对突如其来的强盗，自然是魂飞魄散，怎么能够从容不迫，像平常时候一样镇静自如？从常理推断，更难相信婢女秋英的话。可以推测，年纪幼小的婢女秋英，不过是顺着主人的意思，随声附和而已，因此，婢女秋英的证言，自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至于强盗对于赃物的分配，也有许多疑点。众所周知，赃物是判处强盗死罪的依据，自然是强盗案件审判中最应该重视的。赃物果真属实，即使是细微的物件，判处斩刑、大辟，也是罪有应得，因为赃物只说真假，不说多少。像这个案件中的衣服，也可以作为定罪的赃物，如果上述衣服是失主平日做成的，衣服的式样、件数，应该进行辩认，确定无疑。至于绸缎、布匹，当然也可以作为定罪的赃物，如果是失主购买的绸缎布匹，颜色、花样，长短、宽窄，生产厂家的字号、印记，都应该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只有这样，才能让强盗认罪服法。

而实际情况是，这个案件中，从冯星文处查获的布裤一条，根据冯星文的供述，裤子的来历是冯星文用偷得冯景文家的布匹，裁剪缝纫做成的。纱绵布是男耕女织的产物，用来制作衣裤，当然没有问题。即使这个布匹完整，在侦破案件的时候查获，如果没有特别的记号，也不能确认为强盗赃物。现在却随口说，布匹有的分开做了衣衫，有的分开做了裤子。这样侦破案件，与信口开河有什么差别，还要以此为人定罪，岂不荒唐？真的不知当日的审判官，为什么这样糊涂办案？

总之，这个案子，起因是冯景文的挟私报复、胡乱报案，定案在乔四观的重刑之下、胡乱扯人，以至于铸成大错，真的非常像唐人所谓的铁案，一错到底。现在已经发现案件的重重疑点，自然应当指派官员重新审理。如果经过重新审查，冯星文、冯叔文、乔四观、秦惠南、马虎虎等五人，真的是无辜被连累，冯星文、冯叔文、乔四观、秦惠南、马虎虎等五人就应当全部立即释放，以便消除冤案。冯景文挟私报复、胡乱报案，也应该依据法律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胡林翼真能吏

胡林翼通过审查，看出了冯星文、冯叔文、乔四观、秦惠南、马虎虎等五人强盗案件的诸多疑点。一是供述该案的并非案犯乔老松，而是乔老松的侄儿乔四观，乔四观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强盗犯罪，怎么能说得头头是道，字字相投呢？一定是乔四观害怕刑罚，刑讯逼供的缘故。

二是根据冯景文的报案，强盗破门而入，炮烙伤人，自然声响很大，但是，冯景文又说，那夜风平浪静，只有些许雨声，邻家也没有人听到声响前来搭救，冯景文在一开始报案时，也没有以未搭救为由追究冯星文等人的罪责，可以判断，强盗是进入的，冯景文的报案严重不实。

三是动手炮烙的究竟是马虎虎，还是秦惠南？相关的口供变化多端，前后不一，难以认定。四是见证炮烙的婢女秋英只有十岁，她的证言自然难以确信。况且，当时秋英与冯景文的母亲同时被关在西房里面，秋英又怎么能偷偷出来窥视。五是贼赃是从冯星文家查获的一条裤子，既没有什么印记，又没有什么暗号，怎么就能确认这个裤子就是强盗的赃物？

经过胡林翼这么一分析，我们也觉得这个案件是个疑点重重的案件，那么，审理这个案件的县令，怎么就恰恰以上述证据判处冯星文、冯叔文、乔四观、秦惠南、马虎虎等五人死刑呢？或许，这里面存在办案能力问题、逻辑判断能力问题，而胡林翼是能吏，自然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审判观念问题，是人命关天，慎之又慎，还是草菅人命，轻率下判？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是无罪推定，还是有罪推定？这不要说在胡林翼时代，就是在今天，也同样是司法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疑罪必须从无

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是作出无罪判决，还是实事求是地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判决，历来颇有争议。的确，以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作出判决，可以保留司法机关一旦获得新的证据，就能重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主动权。但此种判决令人疑惑，究竟是无罪，还是不构成指控的罪名而构成其他罪，或者是没有犯罪，而做了其他非法的事？似是而非，含糊其词，对被告人极不负责。自然是与以人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疑案从无，是我国几十年来刑事法律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疑案最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有罪，一种可能是无罪，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认定有罪，可能伤害无辜；认定无罪，可能放纵犯罪。在不能作出两全判决时，现代法制国家，都宁失之于宽，采取无罪原则。这样处理，既符合刑事诉讼理论，又体现了人权保护。退一步说，即使被告人真正有罪，司法机关在获得了新的、充分的证据之后，还可以重新起诉，这时候，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自然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判决。”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是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历史传统，并不会轻而易举的自然退出历史舞台，司法人员害怕放纵犯罪承担责任，主张从严从重打击犯罪，宁可冤枉一批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使得疑罪从无面临困境，步履维艰。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认真学习，转变观念，在司法实践中要深刻领会疑罪从无的精神实质，不折不扣的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