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3月5日，波士顿国王大街，海关大楼前的广场上空响起了一串枪声。波士顿居民和驻扎本地的英国士兵发生冲突，骚乱中5名殖民地居民中枪身亡，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大屠杀，为日后美国革命埋下了种子。三周后，大陪审团指控普利斯顿上尉及其8名属下涉嫌谋杀罪，如果罪名成立，这些英军士兵将被处以死刑。屠杀案在当地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愤怒的民众要求法庭严惩凶手。

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时值大英帝国在全球扩张势力范围，战争花费极大，国家财政紧张，亟需向殖民地增加税负。英帝国先后颁布了《食糖法》、《货币法》、《印花税法》、《唐森德法》等一系列加税法案。增税让殖民地陷入了经济困难，引起当地的联合抵制。殖民地居民认为只有本地议会才有征税权，而波士顿所在的马塞诸塞州在英帝国的议会中没有一个代表席位。波士顿居民感到极端愤慨，提出“没有代表权不能征税”的口号。遗憾的是英王忽视北美人民的要求，加紧实施加税政策和军事控制，结果激起殖民地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要求脱离英王管制、自由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不少地区秘密成立了“自由之子”社团，鼓动人民反对英王。波士顿大屠杀更是把反英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自由之子”不断发起舆论战，发放宣传画，举行抗议游行，舆论形势对被告人极为不利。

被指控的普利斯顿上尉及其8名下属找不到任何敢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这很容易理解。在当时的情形下，民众早已认定英军士兵是屠杀平民的“刽子手”。谁要是敢为他们辩护，可以说是相当地不识时务，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危及个人及家人的性命安危。

当英军士兵的朋友敲响约翰·亚当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后为美国首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的家门，请求约翰·亚当斯为普利斯顿及其士兵辩护时，约翰·亚当斯犹豫了。一方面，他同情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运动，反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压制，痛恨屠杀人民的暴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从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专业律师，他深信任何一名被告人都应当受到公正的审判、得到充分的辩护，哪怕他是最令人鄙视的人民的公敌，定罪量刑只能以事实和法律为唯一依据，不能为政治观点所左右。但是现实很复杂，如果他接手案件，就会被视为英国王室的走狗，殖民地人民的敌人；如果不接手，又有违内心坚守的法治信仰。几番挣扎纠结之后，约翰·亚当斯决心坚守法律精神，为被告人辩护。

随着案件审理过程步步向前推进，事实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当日，200多名波士顿居民聚集在海关大楼前的广场上，手里挥舞着木棍，向驻守的士兵投掷雪球、牡蛎壳等，高喊口号，不断挑衅、刺激英军。突然，有人用木棍把士兵蒙哥马利击倒在地，蒙哥马利的枪掉在地上，随后他翻身而起开了第一枪，紧接着多名士兵开枪，震慑住了人群，人们四散而去，3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不治后死亡，11人受伤。

整个审判分成两部分，一是针对普利斯顿上尉，争议焦点在于他是否下令向民众开枪。根据多名证人的证言，普利斯顿上校当时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没有下达开枪的命令，有人听到的“开枪”的口号恰恰来自于聚集的人群，其目的在于激怒挑衅英军。最后陪审团以存在“合理怀疑”为由宣布普利斯顿上校无罪。审判的第二部分是针对8名开枪的士兵。约翰·亚当斯的辩护观点是士兵们有权正当防卫：士兵的岗亭就是他的城堡，神圣不可侵犯；撇开他们的身份和职责不论，当时他们受到人身攻击，情况危急，为保障自身安全，开枪防卫是正当合理的，不能指望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充当 “恬淡寡欲的哲学家”。最后陪审团认可了约翰·亚当斯的辩护观点，裁定6名士兵无罪，另外两名士兵犯有比谋杀罪低一级的杀人罪，免于死刑。

本案中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一名冲突蒙难者，帕特里克·卡尔（Patrick Carr）。帕特里克因重伤最后不治身亡，在病床上，他委托医生向法院提交了证词，在证词中他承认士兵受到挑衅，开枪是出于自卫，他并不责怪那位击伤他的士兵。在这里，我不由得要对他肃然起敬。帕特里克只是一位平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一生没有了不起的功绩，却在生命垂危时，没有因仇恨蒙蔽双眼，刻意歪曲事实，而是客观公正地作证，并给予伤害他的人最大的宽容。这是何等的胸怀和境界？而他只是做了自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法庭采用了陪审团隔离制度，即案件审理期间禁止陪审团成员和他们的家庭、朋友接触，防止因受到外界不当干扰而无法做出公正独立的裁决。

浏览全案的审理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在200多年前的北美殖民地，即便是在政治冲突步步升级、民怨沸腾的社会背景下，法院依然能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不因政治压力和社会舆情做出违背法律和良心的审判，而民众依然相信法律、敬畏法律，忠实履行公民的作证义务和陪审义务。

尽管波士顿大屠杀案埋下了美国革命的种子，该案的判决至今还存在争议，但是每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仍然激情澎湃。我们不由地感叹，法律至上、独立审判的观念在那遥远的时代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人的出身虽有高低贵贱之分，政治见解存在差别甚至对立，但是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却是一致的。民众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出现伤亡后，政府没有掩盖事实、想方设法为士兵开脱，而是指令大陪审团起诉，交由法院进行审判，甚至连律师都没有为他们准备好。当被告人是人们普遍仇视的对象时，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为了捍卫法律精神，勇敢地为“臭名昭著”的被告人提供辩护。而普通民众、甚至暴力冲突的直接受害者摒弃偏见和仇恨，出于公正和良心诚实作证。殖民地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抛开激烈的政治民族矛盾，抑制住了内心的政治偏见，顶住了舆论的强大压力，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了符合良心的公正裁断。从政府到法院，从律师到普通人，每个人都在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昭示人们对法律的无限虔诚和尊重。

法律高度独立，超然于政治斗争，超然于个体的观点偏见，看似无情顽固，却是最公正、最给人希望的力量。“无知之幕”是罗尔斯正义论最著名的假设之一。法律必须无差别的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因为谁也不知道谁是无知之幕背后的那个人，谁会是下一个接受审判的人。今天我们高喊口号，要处死“杀人凶手”，如果明天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呢？你是不是也希望得到公正审判、充分辩护呢？

“法律是被告人在自由国家里最后的希望！”只有当法律规则无差别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坚守法律至上，法律才能成为每一个人的守护神，为人间带来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