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工作压力过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日渐增多且日趋复杂。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收案数量明显增多，各种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办案难度空前加大。但与此同时，由于编制员额的限制，各级法院并没有因为收理案件数量的增加而同步增加法官人数。举两个例子，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法院17名法官因“待遇低、压力大”申请提前退休，广东湛江9名丧失职业道德的法官与一个“讼托”合谋结成一条利益链，将司法公权变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攫取巨额灰色利益。法官被“讼托”拉下水，在司法系统并非孤例，但像该案这样，“讼托”投资诉讼、经营案件俨然公司化运作，同时将9名精通法律的“执法者”变成了“枉法者”，并不多见，让人震惊。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把“讼托”比成腐化司法公权的“苍蝇”，那么被拉下水的法官就是“有缝的蛋”。因为在职业伦理上存在自我认同的危机，有的法官对于公正司法的法纪要求不屑一顾，自我保护屏出现裂痕，让“讼托”有机可乘。司法实践中，少数法官会被“银弹”击倒，甘为“财色的奴仆”，固然与监督乏力有关，但也暴露了他们低弱的自我免疫力。在这些法官眼中，身上的法袍并非职业尊荣的羽毛而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砝码。于是，在司法审判和执行中出现了选择性执法，有钱积极立案，无钱立案消极，甚至人为制造诉讼难，逼迫当事人转而寻求“诉讼掮客”代打官司，自己则从中牟取私利。这也再次将基层法官的生存困境呈之于众。法官待遇低、压力大，几乎成了老生常谈的“老大难”问题。历次司法改革都有“提高法官待遇，加强职业保障”之类的口号，结果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令广大法官越来越寒心。而与低待遇相对应的，是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已经达到1000余万件以上，而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各级法院都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法官大量流失，甚至因不堪重负而自杀的现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有人说，现在司法腐败现象那么严重，凭什么还要给法官特殊待遇？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悖论。当然，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才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但当前体制下，司法腐败也是可以部分通过加强监督制约，引入高素质人才来遏制的。如果法官职业既缺乏尊荣感，待遇又十分低下，这份工作又怎么可能留得住优秀人才，几年间全国法院流失了近两万人，其中不少是各部门的业务骨干。现实的状况是，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健全的当前，法官办案数量逐年增多，满负荷运转甚至超负荷运转已成常态。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却要面对越来越多重大、疑难、复杂的新矛盾，案件法律关系呈复杂化倾向，当事人对法律公正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给法官带来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并且这种心理压力呈持续发展状态，而疏解法官心理压力的机制尚未形成，法官无法走出疲惫状态下机械重复办案的阴影，其职业尊荣感也就无从谈起。

四是从业风险增加。法律是人们应当普遍遵守的行为准绳，法官在捍卫神圣法律底线的职业生涯中，理应受到来自各方的尊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实情况是法官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职业风险。一方面，诉讼到法院的案件当事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有希望自己一方胜诉的强烈诉求。但是，判决结果肯定有一方败诉，一些失去理智的败诉方当事人往往主观臆断，认为法官偏袒对方，而心怀怨恨，进而仇视法官，轻则辱骂、诽谤、胡搅蛮缠；重则围堵、跟踪、人身攻击；甚或恐吓、侮辱、伤其家人，在法官的基本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更遑论职业尊荣感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大众法治意识尚未完全建立，一些人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信访不信法，也确有一些接访人员为了息事宁人，让无理取闹的上访人得到了非正当利益，这更是助长了少数涉诉人缠访、闹访、恶意上访的气焰。特别是一些败诉方当事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罔顾法律，无视事实，恶意上访，损毁法官清誉，致使法官在结案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反复做解释说服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即使遭受公众的误解和非议，也很难为自己证明清白，这对强化法官职业尊荣感是一种巨大的阻碍。再一方面，随着法院内部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化，案件质量和效率的各类指标性考核，要求之严格日甚一日，这在提高审判工作社会公信力的同时，也给法官带来了巨大的紧迫感，且不说错案和案件瑕疵的责任追究，只是数十项考核指标中的某一项若有闪失，也会被通报批评，并且这种批评并不因案件的难易和繁简程度不同而区别对待。这对于常年跟大量案件打交道的法官而言，心中的危机感自然可想而知。同时，由于极少数法官违法犯罪，对法官队伍的整体美誉度和社会公信力带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以至社会舆论对法官队伍的整体评价不高，使得法官队伍对社会认同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职业尊荣感弱化。

五是难以独立办案。从本质上分析，法官职业尊荣感应当建立在独立办案的基础之上，离开了独立办案，法官的职业尊荣感则无从谈起。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法治环境建设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要真正做到法官依法独立办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就基层法院而言，绝大多数法官都是"本土法官"，辖区范围有限，人口相对固定，一旦有案件诉讼，双方当事人往往会拐弯抹角托关系找人跟法官说情、打招呼，说情者的身份、地位、与法官的关系等因素会直接影响法官的办案态度和裁判尺度。再者，当今社会已经是信息传播非常迅捷的"自媒体"时代，一些当事人和案件代理人，隐瞒事实真相、虚构情节、主观臆断审判结果，借助媒体，特别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恶意炒作案件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干扰法官独立办案。此外，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有时还会遇到来自地方领导的干预。目前体制下，法院的人、财、物和法官的职级待遇均由地方保障。有些地方领导为促进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遇到涉诉案件时，有时会对具体案件作出详细指示，甚至明确要求如何处理，而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指示，有可能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甚或相悖。如果违背领导意图，坚持依法办事，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完全按领导指示办案，又有可能违反法律规范。由此可见，行政干预已成为横亘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与"依法独立办案"之间，无法回避的"一道坎"。

六是职业保障偏低。法官是高贵而体面的职业。法官不仅享有优厚的经济待遇保障，并且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倍受社会公众尊敬。反观国内法官队伍现状，由于岗位相对固定，员额限制严格，职级晋升缓慢，与同学历、从事其他职业的同龄人相比，法官的职级总体上远远落后。在基层法院，有不少法官到退休时，连副科级都无法解决。随着"阳光工资"的实施，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贫困法官"、"草根法官"比比皆是。对于那些家庭负担较重的法官而言，清贫就意味着穷苦，为了维护职业尊严和荣誉，只能不堪重负，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举一个例子某地一位法官从2007年到2013年，工资从入职时的2000多元涨到了近4000元，但房价已经从均价3000元直逼10000元，期许已久的福利房却迟迟没有动静。这些都不断敲打着法官想要在这个陌生城市生根发芽的愿景。但是，从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来看，进入法官序列的要求、标准比从事其他职业更高，管理更严、责任更重、付出更多。这种高准入低收入，付出与回报比例失衡的现象，导致一些法官职业尊荣感缺失。依法办案乃法官之天职，这自不待言，但如果不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全面、综合考虑法官在社会、司律活动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的特殊需求，使得法官在生活、工作中处处受到掣肘，并且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完全寄托于法官个体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保障，恐怕于此妄谈强化职业尊荣感，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