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孝”文化一直源远流长，“孝”形成于西周，倡导于孔子与曾子，系统化于《孝经》。“孝”原指尊祖敬宗，在西周宗法制思想的影响下，“孝”被赋予浓厚的宗法色彩，“亲亲”与“尊尊”便是孝的典型特征。春秋时期，孔子用“仁”的思想对“孝”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最早提出了“孝”的社会政治意义，倡导“孝慈则忠”的思想，曾子则开创了儒家的孝治派，把仁、义、忠等道德思想统称为孝，并且将忠君与孝道进一步联系起来。战国时期的《孝经》，则系统阐述了儒家孝道的基本理论，进一步充实了孝道文化的内涵。

孝道入律，是中国历代法律的一个典型特点。在先秦时期，《商书》中就有“五刑之属三千，罪某大于不孝”的论述。到了秦朝，秦律中有“殴打父母者，要黥为城旦”的规定。西汉以孝治天下，孝道入法则不可避免，在《春秋决狱》中专门规定了“父子相隐”的条文，此外，对于官吏的选任，设置了“察举”制，明确规定选任的标准之一便是伦理之道和“孝廉”。从晋律开始后，法律就开始规定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丧服以定亲疏、以判刑罚的处断原则，在《北齐律》及《唐律疏议》中，更是将“不孝”列为重罪十条与“十恶”之一，为常赦所不原。而在宋元及明清时代，有关孝道的法律更是随处可见，比如《宋刑统》沿袭并发展了唐律，对各种不孝犯罪制定了非常明确的标准，明清时期的“夺情”、“丁忧”以及对“存留养亲”制度的新规定等等。

在古代，孝道不仅体现在成文法中，而且在法律运用中也是屡见不鲜。像清代知县陆稼书审理的汪舒两姓争夺墓地一案，判词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奈何常相斗，以贻祖先优。尔两姓笃厚孝道者，何于此独未计及乎？”和《历代刑法考》记载的“拾道旁弃儿养以为子”一案中，判词中以“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罪”等等，都曾大量引用古代的孝道作为判决的说理。

因此，纵观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历程，其“孝”文化的印迹可以说是非常之深，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无外乎有三。其一，中国古代是典型农业社会，家庭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中最基础的单位。家庭不仅执行着物质资料生产以及劳动力生产的职能，是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主要经济和财税来源，而且家庭还具有某种政治职能，发挥着户籍、教化、赋役、举荐等作用。有鉴于此，以宗法和血亲关系为纽带、以“孝”文化为支柱的家庭关系必然得到统治者的维护；其二，中国古代的“孝”文化使得人们普遍具有的重伦理亲情、重孝悌的心理特征，而统治者奉行的儒家思想使得“孝”与“法”长期融合在一起，因此包含着孝道内容的伦理法，就具有相当的世俗性和适用性。其三，古代的判词大多没有严格的程式要求，而当时行政兼任司法的“判官”大多是科举出生，其儒家文学额素养一般都较深，因此，判词中引入“孝义”的文化便不足为奇。

到了现代，“孝”文化的法律印迹依然不减。譬如，前一段时间，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获通过，就明确规定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让“常回家看看”正式入法。又如北京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中，就曾引用《孝经》来说理，“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儒家经典《孝经》中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 由此可见，为人子女，不仅应赡养父母，更应善待父母，不应因一己私利而妄言……”等等。

综上所述，中国式的“孝”文化可谓是由来已久了，其与法律的渊源也一直是如影相随。对于“孝”、“法”融合，笔者还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是，在当代社会深刻转型的今天，如何发掘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与价值，进行重新的诠释定位以及找寻“孝”、“法”的最佳融合点，恐怕是当下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毋庸讳言，“孝”文化在长期演变中，确实夹杂了一些封建性的东西，比如孝道的内涵已经逐渐被异化，表现为片面强调义务价值导致人们的权力意识淡薄，把牺牲子女的权利作为基本信条；权威的价值取向形成了过于强调服从，对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造成过多的压抑等，但这并不是我们拒之门外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传统“孝”文化的内在合理性与普适性，剥去其夹杂其中的封建锈浊外壳，让其内在的优秀品质越发光芒，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与内容，同时通过制度性的合理入法，使其与现代的法律完美结合，唯有这样，两者的优点才会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