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33岁的汪健从徐汇区法院的一名助理审判员，跨入法官行列，成为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以来首批纳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管理的法官；

同一时间，曾是优秀公诉人的主任检察官李永蘅，却从徐汇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转任办公室副主任——因丈夫是律师，根据回避制度，李永蘅被“一票否决”拦在入额检察官门槛之外。

去年7月12日司改正式启动至今，上海8家试点法院、检察院1300多名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及检察员、助理检察员，经历着职业生涯的巨大转变。

个体命运改变的背后，是体制的深刻变革。

10个月来，上海率先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破冰探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力促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健全司法责任制，通过建立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力推“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最近在上海高院调研时说，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积极，就是当好改革排头兵，为全国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稳妥，就是尽可能不走弯路。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把改革方案和预案做得更完善一些。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

一组组来自上海法院、检察院的数字，生动记录着上海司改的体制突围。

“9”——打破行政化选任模式，制定法官、检察官单独遴选制度，法官、检察官入额至少要经9道关，实现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

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目标是在3—5年内，逐步将法官、检察官员额比例控制在33%，而此前数字分别为49%和71%。员额比例缩水，如何做减法？上海提高法官、检察官准入门槛，至少要经过业绩考核、入额考试等9轮筛选；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15名委员对法官、检察官入额有话语权；严格考核、遴选，每一轮都公开透明。

“27.6%”——试点法院首批入额法官员额比例为27.6%，并未用足员额，给未来发展留足空间。

检察官员额比例向基层检察院倾斜，达到34%，而市检察院则控制在30%左右。同时，通过制度设置，拓宽对现有人员的选优渠道，避免让所有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就地卧倒”，将他们纳入法官、检察官公开遴选范围。目前，8家先行试点法院、检察院首批共产生531名入额法官、308名入额检察官，最终入额法官中，原助理审判员占比23%。

“99.9%”——打破层层审批行政化办案模式，推行主审法官、合议庭及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法院直接由主审法官、合议庭评议后裁判的案件比例均达99.9%。

“过去写裁判文书，签发一栏由审判长签字，现在不一样了。”汪健说。如今，作为独任法官的他，不仅是裁判文书拟稿人，也是裁判文书签发人，如何裁判由法官自己决定，依法独立承担办案责任。据统计，上海4家试点法院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比例下降至0.1%。闵行法院去年7月至12月共审结案件24862件，仅有4件提交审委会讨论。

办案权力下放，办案效率大大提高。去年，闵行区检察院26个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办理审查起诉案件的平均天数，比2013年同期缩短3.52天。

“70%”——充分放权于法官、检察官，“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试点检察院检委会下放70%权力。

在试点检察院，由检察官独立决定的案件数量明显上升，4家试点院检委会讨论案件次数平均下降了50%。院长、庭长、检察长更多地参与案件审理。在上海二中院，从去年4月至今年3月，院长、庭长参与审理案件3353件，占此间收案总数16.79%，比去年同期增加15.03%。

上海法院、检察院同时出台一系列制度监督制约法官、检察官。“改革不仅需要敢于放权，更需要善于管权，该放的一定放到位，不隔靴搔痒，该管的一定管到位，不放任自流，确保行使职权独立而不恣意，办案责任到位而不缺位。”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