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加有效地进行沟通，保障律师权利，公安机关拟由法制部门与律师建立一个平台或窗口。这是记者22日在大成律师事务所举办的论坛上获悉的。在22日的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冯世勇提出，制约刑事司法公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关系的失衡，律师执业的“旧三难”和“新三难”与之有密切关系。解决之道在于摆正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建立司法人员与律师平等的侦、控、辩、审关系，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科学合理的诉讼结构。

□谈保障律师权利

改进机制解决会见难

“制约刑事司法公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关系的失衡。”——中国政法大学

副校长冯世勇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冯世勇表示，制约刑事司法公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关系的失衡，律师执业的“旧三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和“新三难”（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问题与之有密切关系。解决之道在于摆正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建立司法人员与律师平等的侦、控、辩、审关系，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科学合理的诉讼结构。

公安部法制局处长朱希说，公安部早已明确，律师不预约一样可以会见当事人，但仍有部分看守所规定律师不预约就不能会见。目前，一些地方的这类问题已经得到纠正。

建警察律师沟通平台

“将考虑由法制部门跟律师建立一个平台或窗口，畅通公安机关与律师的沟通渠道，保护律师权利”。

——公安部法制局处长朱希

朱希表示，司法部门与律协、律师代表等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系机制，定期听取一些建议，能够有效改善工作。“个案的律师跟公安机关的沟通平台怎么搭建，我们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律师都在反映，不能有效保护他的知情权问题”，朱希称，公安部门正在研究具体由哪个部门跟律师直接沟通，这个部门是否跟办案部门相对独立等，“基于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构建一个更加良性互动、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警察与律师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改善诉辩关系

“在听取律师意见时，检察机关在主动性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如听了意见之后，有的重视不够，有的不予及时回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张相军

张相军说，修改刑诉法实行两年来，诉辩关系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在听取律师意见时，检察机关在主动性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如听了意见之后，有的重视不够，有的不予及时回应。到底对律师提的意见有什么看法、同不同意、采纳不采纳，都不进行回应，这些都是最高检正在解决的问题。

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诉辩关系提出，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理性对抗、良性互动。

张相军表示，公诉人和辩护人天然存在对抗关系，不可能保证事实查清，不可能保证司法公正，因此应当做到相对又相容，对抗又合作，支持又监督。

张相军称，检察机关会支持律师依法办案，对于律师意见要求在审查阶段都要予以运用，如果被告人有辩护律师，而且辩护律师提出意见了，检方就要考虑这些意见。“律师监督我们，对我们也有很好的帮助。”张相军称。

法庭应重视律师辩护

“在审判过程中，律师发言或者问话时，往往会被检察官打断。”——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委员会主任徐平

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委员会主任徐平在昨天的论坛上称，在审判过程中，律师发言或者问话时，往往会被检察官打断，检察官认为律师所提的问题和案子无关，或者是诱导性发问。有时候，在庭审辩论阶段，法官会说“时间不够，双方大家控制时间，你们把意见写成辩护词就可以了”。在徐平看来，这样一来，律师的思路往往会被打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冯世勇也表示，辩护律师的职业角色，决定了他既能够维护被控者合法权益，也能够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侦控机关及人民法院通过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有利于防止错案发生，也有利于正义的实现，所以，司法机关一定要尊重、保障律师执业的权利，自觉接受律师监督。

□谈解决现实问题

公安侦查即将推广统一证据标准

“此前公安机关破案以‘抓人’为标准，抓了人即破案。目前则正在向庭审定

罪标准转变。” ——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

部分与会专家及律师提出，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一些侦查机关的办案标准与审判阶段的定罪标准不统一，有些案件的证据标准达不到，就造成了“定罪、放人”两难的尴尬局面，甚至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表示，目前公安机关正准备在全国推广由法治部门统一进行审核、出证，并由法治部门直接对接检方的批捕部门，统一侦查阶段的证据标准。一改目前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审核、出证由多个部门负责，甚至有的地方的刑事案件由二三十个部门负责审核、出证，导致案件证据标准不统一的现状。

对于统一的标准，孙茂利称，公安是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者、发起者。此前公安机关破案以“抓人”为标准，抓了人即破案。目前公安机关在转变破案标准，由抓人破案向庭审定罪标准转变。目前公安部门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孙茂利举例称，在刑事案件当中全程录音录像以及更加强化摆脱对口供的依赖、强调现场实地勘察，大力加强刑侦技术等。

审查起诉监督规范侦查取证质量

“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是审判机关定案的基础，但目前部分案件中的证据尚

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标准的需要。” ——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

苗生明认为，在刑事指控体系当中，侦查在整个刑事诉讼当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非常重要。苗生明举例称，有一个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案发7年以后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但最后根据相关证据，经过我们的研究，这个案子还是证据不足。结果被害人的亲属不干了，检方也非常理解被害人的心态，无论怎么解释都很难说服，但没有办法”。他以此例证明，侦查阶段证据基础不牢固，案件就不能进入下一个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程序到了法院也要被判无罪，或者最后撤回起诉”。

谈到如何破局，苗生明认为，刑事案件需要有专业化和标准化的侦查保障。此外，检察机关是否批捕是否起诉，也制约着侦查证据的使用。苗生明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被检察机关“打回去”的案件比例陡增。他称，前些年不捕率在7%至8%左右，如今不批捕率已经超过30%。而不诉律在十年前基本都在1%左右，但是到今年上半年检方的不诉率已经达到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