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也追求司法公正，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采取了相关措施。同时，中国古代又无法杜绝司法不公，其背后还存在深刻的原因。

中国古代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司法公正理论，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理论还与时俱进。早在西周时期，周公总结了夏、商时期运用的神权法思想及其“天罚”、“神判”制度所造成的司法不公的弊端，开始重视司法公正，明确提出“明德慎罚”思想。“慎罚”中已蕴含有公正的意思。同时，他还要求与司法无关的人员不要干预司法，以免造成司法不公，即“勿误于庶狱”。先秦时期的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比前人更加重视司法公正问题，也有了新的论述。商鞅用“壹刑”来表达任何人犯了同样的罪都要受到同样的处罚，从而体现司法公正，即从适用法律的角度来表达司法公正。“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韩非则从刑无等级思想出发，强调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须不庇护权贵人士。“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唐太宗对司法公正有了新的理解，也有了进一步的论述。首先，唐太宗主张在立法上要为司法公正创造条件。他认为，法律内容应该保持统一，避免参差，否则司法官就有可乘之机，并破坏司法公正。他说：法律“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以免“毋使互文”，否则奸吏就会乘机破坏司法公正，即“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其次，唐太宗要求司法官要大公无私，不可庇护自己的亲族和权贵人士，保证司法公正。即他所说的“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司法官，他坚决主张“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最后，唐太宗主张建立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对那些犯有重罪的死、流刑者。他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规定对犯流刑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对于那些判有死刑者，在行刑前还要经过“三复奏”或“五复奏”。唐太宗的这些思想被唐朝以后的封建执政者所借鉴。

中国古代不仅有自己的司法公正理论，还进行了相关实践，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都针对司法官，并从不同侧面有利于司法公正。第一，法律素质措施。司法是司法官的一种活动，他的法律素质对司法公正影响很大，只有当司法官具有了法律素质以后，司法才有可能公正。早在先秦时期，就已重视选用具有法律知识的人员来任官。商鞅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小就学习法律，自幼“好刑名法术之学”，后来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同时掌握有司法权。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得知赵高“通于狱法”，便任命他“为中东府令”。到了唐朝，科举制度成熟化了，还专门设置了明法科，选任司法官员。同时，还在当时的高等学府“国子监”中设立“律学”专业，专门培养“律学士”，以充任司法官队伍。到了明、清两朝，《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规定包括司法官在内的官吏都要学法、懂法，违反这一规定者还要受到处罚。《大明律》规定：“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内递降叙用。”《大清律例》的规定与其基本一致。这些都迫使司法官努力学法，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

第二，法律责任措施。中国古代还通过设定一定的法律责任来规范司法官的行为，保证司法公正。违犯这一责任的司法官将会受到严厉制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五过”的规定。司法官因为依仗权势、私报恩怨、受家室影响、收受贿赂、接受请求等原因而造成司法不公的，都要受到反坐的处罚。即“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秦朝对司法官的法律责任做了新的规定，对司法不公的司法官要按“失刑”、“不直”、“纵囚”情况加以处罚。其中，“失刑”是司法官由于过失原因而用刑畸轻畸重的不公行为；“不直”是司法官由于故意原因而用刑畸轻畸重的不公行为；“纵囚”则是司法官故意将有罪之人判为无罪的不公行为。犯有这三种情况的司法官都要被罚，其中的“不直”者要被罚修筑长城等劳役。唐朝颁布的《唐律》对司法官的法律责任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其中的突出之点是对“出入人罪”的规定。如果司法官因为故意、过失的原因而判案失错，造成了“出人罪”或“入人罪”的结果，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基本原则是“反坐”。唐律的这一规定被后世封建朝代所沿用。

第三，法律监察措施。中国长期设置监察机关和人员，使用监察手段来监督各级官吏，促使他们保持清廉，包括司法官的公正司法。在秦朝，已设御史大夫来行监察之职，而且地位崇高，列入“三公”之一，与丞相、太尉齐位。从此，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便久用不衰。隋、唐、宋等朝代都设有御史台，明、清两朝代则设有都察院。这些监察机关、人员的监察范围中都包括司法公正在内的司法行为。御史台的职责之一就是“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都察院也不例外，也有类似的职能。即“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那时，司法官的司法活动都在监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出现了司法不公行为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给司法官以很大的压力，促使他们司法公正。

中国古代的这三大措施齐头并进，造就了许多司法公正的司法官，有些维护司法公正的事迹至今仍是佳话。汉朝的张释之、唐朝的狄仁杰、宋朝的包拯等人都是如此，特别是其中的张释之，他为了司法公正而不惜得罪皇帝，精神可嘉。那还是在西汉时，汉文帝的车驾经过中渭桥时，马被从桥下跑出来的一个外县人惊吓。于是，汉文帝就命骑兵拘捕他，还把他交给时任廷尉的张释之审判。在庭审中，张释之了解了案情，得知这个外县人只是在桥下躲避车驾而误以为车驾已离开，从桥下跑出，无意之中惊动了马匹。根据汉朝的法律，这种行为只能算是“犯跸”，用的处罚是“罚金”。可是汉文帝对这一拟定结果不满意，认为处罚太轻。张释之便与汉文帝论法，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对他加重处罚，就会“法不信于民也。”最后，汉文帝思考了许久，终于认同了张释之的判决，此案得到了公正审判。中国古代司法公正的案例还有不少。这些司法官为维护百姓的合法权益，保持一方平安，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司法不公、违法司法的司法官以身试法，因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唐朝的酷吏周兴、来俊臣就是如此。他们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公元684—705年），违法司法，造成大量的司法不公，即“共为罗织，以陷良善。前后枉遭杀害者，不可胜数。”可谓罪恶滔天。最后，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受到法律的严惩，都被处以死刑。“周兴、来俊臣等诛死”。其他朝代也都有司法不公的司法官和司法现象存在。

尽管中国古代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司法公正的措施，但未能杜绝司法不公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首先，制度原因。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君主掌握着国家的一切最高权力，包括司法权。在这种制度之下，君主的司法权得不到有效制约，其个人意志往往会凌驾于司法之上，造成司法不公。隋朝的两个皇帝都是如此。他们都因个人的好恶而不依法司法，造成司法不公。隋文帝晚年既信佛又信鬼，即“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在用刑方面，他就喜怒无常，不再依律办案，司法不公不可避免。“仁寿中，用法益峻，（隋文）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隋炀帝用刑更为肆无忌惮。他“以盗贼不息，乃益肄淫刑”，司法不公因此而不足为奇。就是一些开明君主也难免司法不公。唐太宗可以营造“贞观之治”，但也没能逃脱司法不公。就在贞观年间，他错杀过大理丞张蕴古和刑部尚书张亮。张蕴古受唐太宗之命，在受理李好德案时，发现他“有风疾”，所以“言涉妖妄”。于是，便汇报唐太宗，认为“法不当坐”，唐太宗表示同意，“许将宽宥”。可是，张蕴古竟把唐太宗的旨意密告李好德，还与他赌博。案发后“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然而，张蕴古罪不当死，唐太宗“既而悔之”。张亮任刑部尚书时，被控告“谋反”，尽管殿中少监李道裕持不同观点，认为“反形未具，明其无罪”，但唐太宗还是错杀了他。事后，他也追悔莫及。可见，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古代不能避免司法不公。

其次，腐败原因。中国古代也存在司法腐败。司法官因为腐败原因，不能依法办案，造成司法不公。其中，贪赃枉法而造成司法不公的案例最为触目惊心。这里以唐朝的两则为例。一则是张延赏的贪赃枉法案。他在任唐节度使兼度支时，受理了一起重大案件并发现其中有冤曲，涉及到一些无辜者，于是便告诫具体办案人员在10日内尽快查明，准备结案。然而，就在第二天，他便在自己案前发现一张小帖子，上面写着“送钱三万贯，请求不要再追查此案。”张延赏十分生气，命属下尽快查案。第三天，他还是发现有帖子，上面写了“送钱五万贯”，仍然很生气，再令速速查案。哪知到了第四天还是有帖子，上面的数字变成了“钱十万贯”。此时的张延赏不再生气了，认为：“钱十万贯，可以通神啦。”于是，此案停止追究，不了了之。司法公正受到亵渎，无辜者蒙受冤枉。另一则也是涉及到一个唐朝的司法官。当年的洛阳城有名为王可久的大商人，因故在外地转卖货物时，把钱财尽丢，暂时无法回洛阳。其妻十分着急，向算命先生杨乾夫卜卦。想不到此人见王妻美貌，起了歹心。他不仅告知王妻，王可久在劫难逃，不会再回洛阳，还托媒人向王妻说亲，并取得成功。哪知第二年，王可久历经艰险，终于回到洛阳。当得知杨乾夫夺妻之后，便到官府告状。杨乾夫自知理亏，便大肆向办案司法官行贿。结果这个司法官竟罔顾事实，反而判王可久有罪。他吞不下这个冤曲，再次起诉，又被这个贪赃枉法的司法官以诬告罪论处。司法公正在这个罪恶的司法官手中破灭了。可见，腐败是造成中国古代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其他原因。在中国古代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造成了司法不公。这些原因包括了滥用刑讯、军人枉法等。中国古代司法官办案，主要不是依靠证据，而是依照口供。为了取得口供，他们会不惜滥用刑讯。然而，这往往使被讯人无法忍受因刑讯而带来的痛苦，自诬有罪，酿成冤案，司法公正也就成了泡影。北宋的时候，太平州有个嫂子与小叔子一起外出办事，半路遇到大雨，便到路边的古庙避雨。这时的庙里已有几个人在饮酒，他们拖住这位小叔子一起喝酒。他不胜酒力，倒下先睡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身边有一具无头尸体，穿着嫂子的衣服。司法官审理此案时滥用刑讯，小叔子忍受不了痛楚，自认因强奸而杀了自己的嫂子，于是判其死刑，不久便斩首了。想不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该嫂子的丈夫无意间在一个戏班子里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可那个小叔子早已成了屈死鬼。另外，中国古代在一些割据混乱期间，军人当政，掌握了司法权。他们不懂法律，也不依法办案，造成冤狱，破坏司法公正。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就是如此。那时的军人把持衙门，控制了司法权。他们在办案中，“视人命如草芥”，草菅人命不为鲜见，造成的冤案、错案“不可胜数”。

以上这些原因从不同侧面危害了司法公正，以致中国古代的司法不公有了生存的土壤，无法加以禁绝。

中国古代的司法公正与不公已成烟云，远离今天的现实，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深思，甚至为今天维护、追求司法公正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