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钱桥 遇到改革春风

钱桥，这个从杭州湾畔一片海滩上建立起来的小镇，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百余年前，这里的人们曾以渔业和盐业为生，生活十分艰难。后来，随着海滩的不断延伸，老百姓渐渐将主业转向了农业。可是，尽管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对土地（属于盐碱地）进行改造，钱桥的农业产量仍十分有限，百姓们都填不饱肚子。建国之后，钱桥人慢慢认识到，他们必须要将眼光放到发展副业和工业上才有出路。

然而，命运多舛，有着工业梦的钱桥人在我国六七十年代“以粮为纲”的大环境下，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兴办的几个土窑、碾米厂让钱桥公社的领导头上戴上了“动摇以农业为基础国策”的帽子，最后都不得不以停办结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一消息犹如一股暖流，温暖了中华大地，也温暖了钱桥人的心。时任钱桥公社党委书记的刘正贤感到无比兴奋，他隐约觉得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新时代即将到来，钱桥的经济要发展，只有走农工副一起发展的道路，刘正贤准备带领钱桥人抓住这个机遇大干一番。

针对发展社队办企业缺技术、缺人才的问题，刘正贤提出公社可以专门成立一个“技术顾问团”的设想，动员全公社干部社员介绍自己熟悉的技术人员到社队办企业兼职，担任技术顾问。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很快，经过层层发动，广泛联络，一个由各类技术人员八十余人组成的钱桥公社社队办企业“技术顾问团”组成了，他们有学校教师、有工厂工程技术人员，更多的则是已经退休的技术工人。公社要求他们每周到钱桥一次，坐公交车往返，在公社食堂用餐，帮助社队办企业会诊，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公社则发给他们每人每月10元到20元不等的补贴。就这样，红红火火的钱桥“星期日工程师”队伍成立了！

亲属推荐 韩琨结缘钱桥

就在这八十几名“星期日工程师”中，有一位来自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橡研所”）的助理工程师，叫做韩琨。他参过军，转业后被分配到军需生产管理局，1955年又转到局所属的一家工厂任见习技术员，从此开始了他的技术工作生涯，直到60年代调至橡研所，他便成为所里专攻橡胶密封技术的助理工程师。十几年来，韩琨一直在橡研所勤勤恳恳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会像大多数员工一样，一直到退休年龄然后结束在橡研所的工作生涯。然而意外发生了，历史把这位诚实厚道的知识分子推到了风口浪尖，身不由己地“名噪全国”。

1979年夏天，钱桥公社准备救活社队办企业钱桥橡胶塑料厂（以下简称“橡塑厂”），经过反复讨论，公社领导认为橡塑厂之所以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技术人员、缺乏好的产品。正巧，钱桥供销社副主任朱福君到公社办事听说了要聘请橡胶专业技术人员的事，就提及了自己的姨夫韩琨是市里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工程师。对于这一消息，公社领导得知后十分激动，果断表态要登门拜访韩工程师，想方设法把他聘请到钱桥担任橡塑厂的技术顾问。

一天下午，韩琨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刚跨进屋门，外甥女婿朱福君和另外两个陌生人早已在家等候，朱福君赶忙将坐在身边的橡塑厂马厂长和厂里负责外勤的小张介绍给韩琨认识。一番言谈后，韩琨得知他们想聘请自己担任厂里的技术顾问。韩琨犹豫了，他知道自己在职科技人员的身份，因此对应聘的事闭口不言，只答应了马厂长的要求，同意抽时间会去厂里看看。

这次登门拜访之后，刘正贤等公社领导又多次安排朱福君及公社工业组驻市区办事处的同志到韩琨家，动员韩琨一定要到钱桥去看看。这下，韩琨觉得钱桥之行是必须安排了。

韩琨受聘 开始辛苦研制

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韩琨早早出门，他在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换乘了好几条公交线，终于来到钱桥。早已在路旁等候的橡塑厂马厂长等人立即将韩琨迎进厂里，热情招待他们盼望已久的“工厂救星”。走进车间，韩琨心凉了一半，这哪里是什么生产车间，低矮的厂房、昏暗的灯光、老旧的机器……就在韩琨感觉这种环境很难进一步搞生产的时候，公社领导刘正贤等一行人前来看望韩琨，从公社领导口中，韩琨得知橡塑厂接到了上海微型轴承厂的一批橡胶密封圈的生产业务，产值40万左右，但密封圈要求的技术水准很高，厂里试验多次都没有制造成功，他们急切地希望韩工能进行技术指导。

大半天的功夫，韩琨基本上对橡塑厂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吃完午饭，韩琨踏上了回市区的公车，一路上，钱桥人那份求贤若渴的精神在韩琨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决心要为钱桥尽一份自己的力。

在韩琨的建议下，橡塑厂与微型轴承厂的有关负责人见面会谈，具体商讨橡胶密封圈的生产问题。从微型轴承厂负责人口中，韩琨得知他们厂一直采用金属密封圈，但目前国际上已普遍改用橡胶密封圈了，而且性能比金属的好，价格也可以提高很多。于是，厂里决定迅速组织试制，但联系了很多家大企业，都因为产值太低不感兴趣，可中小企业却始终没试制成功。韩琨心里很明白，这个密封圈虽小，但使用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微型轴承在国际国内市场的销路，虽然配方和设计并不太难，但关键是要拥有一个专业的生产车间和一批熟练的操作工，以确保批量生产的稳定性。他向橡塑厂和微型轴承厂提出了自己的专业建议，十分中肯，两家工厂备受鼓舞，微型轴承厂准备将密封圈的试制任务交给钱桥橡塑厂。而韩琨也责无旁贷地担任起了技术顾问的重任。他帮着橡塑厂忙前忙后，建车间、添设备、定方案，日程表排得十分紧凑。

转眼间，国庆节过去了，一天傍晚，韩琨全家刚吃过晚饭，房门被推开了，橡塑厂马厂长跨进门来，他是受公社委托，给韩琨送聘书来的。“为了农业现代化，特聘请韩琨为钱桥橡塑厂业余技术顾问”，当马厂长将大红聘书递到韩琨手中时，韩琨激动万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多少年了，他这个“知识分子臭老九”遭遇了“文革”的下放劳动，满腔报国热血无处挥洒，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的地位真正变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自己的身上，吹化了内心许久的寒冰。

在韩琨正式被聘后，他便迅速进入角色，差不多每个星期天一大早便踏上赶往钱桥的公车。赶到钱桥后，他一头扎进橡塑厂，加班加点，事无巨细，试制橡胶密封圈，终于在1980年11月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橡塑厂的专业车间建设得也初具规模，经过培训的工人也已到位，试炉开工的日期已经确定，韩琨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没过多久，橡塑厂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在试炉开工的第一天，就生产出了两千片密封圈，韩琨成功了，橡塑厂有救了！钱桥上下都为这一消息而振奋，经过几个月的辛苦研制，外国人能生产的微型轴承橡胶密封圈，咱们中国人也能生产了，而且还是在一个社队办企业生产的。韩琨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自己的技术为国家争了光，为钱桥做了贡献。事实的确如此，一年的时间，这个小小的密封圈就让橡塑厂扭亏为盈13万元，为国家节汇6万元。这不仅让这家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起死回生，还为国家填补了一项技术空白。

不久，橡塑厂打报告给钱桥工业组，后又经钱桥公社党委开会讨论，认为橡塑厂取得的效益与韩琨等人的辛苦劳动是分不开的，决定以奖金的方式发给有贡献的人员3000余元，其中韩琨分得1200元；同时还决定将韩的妻子吸收到橡塑厂工作，后韩妻实际上未到该厂工作，韩连同其妻的“挂名工资”共得3400余元。可谁知，就是这3400余元，竟成了韩琨构成所谓“受贿罪”的证据。

罪与非罪 究竟谁是谁非

1981年11月，一场波及全国的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展开。就在此时，一封以钱桥橡塑厂工人名义写的检举信寄到了上海橡研所，信的主要内容是检举韩琨在钱桥私分微型轴承厂给的一笔试制费，又以老婆名义领取“挂名工资”。橡研所的领导认为，中央打击经济犯罪的精神已定，而韩琨除工资外，又在外面背着组织私接业务、牟取私利，因而是一种犯罪行为，于是便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提起了控告。

检察院调查了相关证据，于1981年11月27日，将一份文号为（81）长检经诉第4号的起诉书，送到了长宁区人民法院。

“被告韩琨因受贿一案，由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向本院控告。1981年9月11日依法立案侦查，业经侦查终结，现已查明：

1979年9月，被告获悉上海微型轴承厂需试制180018型号橡胶密封圈，便授意上海市奉贤县钱桥公社橡胶塑料厂承接试制业务。嗣后，被告韩琨利用职务之便，借口试制其他科研项目，私自在橡胶制品研究所内用本单位的资料、原料及设备仪器进行配方、打料、硫化测试等活动。当密封圈试制基本成型后，被告又让钱桥橡塑厂向上海微型轴承厂索要试制费15000元，被告从中获得1200元。与此同时，被告韩琨又以其妻陈红哲的名义，从1979年12月至1981年8月在钱桥橡胶塑料厂挂名支薪1848元，并巧立名目报销领取现金370元。”

检察院的这份以韩琨构成“受贿罪”提起公诉的起诉书，彻底让韩琨一家人命运发生了三百六十度大转弯：韩琨被隔离审查、抄家、晋升工程师的资格被取消、知识分子的名誉受到损害，甚至连他患病的妻子为了不连累韩琨险些投江身亡。

就在韩琨及周边的亲属、朋友都为韩琨即将坐牢而感到不公和难过时，办案法官杜经奉三下钱桥查真相，使案件转向了另一个人们所期望的“美好结局”。杜法官通过向刘正贤以及钱桥的一些案件当事人了解，韩琨从未张口要过报酬，他利用周日的时间，来钱桥橡塑厂进行技术指导，为密封圈的试制成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后来经过厂里、工业组、公社党委各级研究批准决定，给予对密封圈的研制付出努力的专家一定的奖励。而其妻子被安排在橡塑厂驻市区办事处担任外勤人员，工资待遇与在钱桥的退休工人一样，至于报销的钱则是橡塑厂让韩琨报销的往返车费等，每笔账目都有来龙去脉并做了详细记录，怎么就成了检察院所说的“巧立名目报销领取现金”了呢？

1982年2月5日，法院向检察院发出“退回补充侦查函稿”，并退回案卷。3月1日，检察院重新起诉。3月12日，法院又提出《关于韩琨受贿案的案情报告》，其中指出：“如果按照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对照我们调查的事实，只能判决被告韩琨无罪。”4月20日，检察院发出“免于起诉决定书”，而韩琨在单位继续处于被审查地位。

媒体关注 中央一锤定音

面对韩琨的境遇，钱桥公社的领导心里很是着急，刘正贤说，是钱桥连累了韩琨。他们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请新闻界的朋友给“把把脉”。于是，一份材料迅速寄到了《解放日报》的一个记者手中，材料详细叙述了韩琨“受贿案”的前因后果，请记者给出出主意。在了解韩琨的遭遇后，这名记者决定冒险以“内参”的形式，把钱桥人的呼声向领导反映，没想到正是这份内参却引起了上海市委领导的重视，并作出了批示。

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发表了题为《助理工程师韩琨工余受聘贡献技术帮助攻关—救活工厂有功 接受报酬无罪》的报道。该案被曝光后，犹如一把盐撒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热锅，引起了包括政法、科技、农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波及全国。当时主张有罪与有功的双方互不相让，针锋相对。加之当时全国不少地区均存在类似案件，韩琨案引发的风波，其波及面之广，影响面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这种影响自然也不能不引起国家司法部门的重视。1983年初，中央政法委召开专门会议，就韩琨“受贿案”进行了研究并作出决定：

“韩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类似韩琨的人一律释放；公检法机关今后不再受理韩琨这类案子；关于业余应聘接受报酬等政策上的问题，由中央另行研究；不要把罪与非罪的问题，与知识分子问题混在一起……”

这一决定是历史性的，它使得当时全国一大批像韩琨那样的知识分子免受牢狱之灾，也使得一些正在接受审查或被“隔离”的知识分子恢复了自由。在中央对韩琨“受贿案”表态后，时任国家劳动部长的赵守一，就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等问题又专门发表了谈话，明确表示了可以领取适当报酬的态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几乎所有媒体都作了报道。从此，“星期日工程师”成为合法，大批知识分子有了报效国家、贡献社会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而案件的主人公韩琨也从橡研所辞职，应聘到中国科大任教，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中科大振华技术开发公司上海服务部经理，继续在上海市郊奔波，直到1997年正式退休后，还在为他一生所钟情的橡胶研究工作而默默奉献。

赵秉志、彭新林评韩琨“受贿案”

韩琨罪与非罪的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仅关注一个人的命运，它涉及到广大科技人员能否和怎样利用业余时间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重大问题，因而是关乎改革开放的大事。应当说，“韩琨案件”的发生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

当时已经是1981年的春天，但中国大地的政治气候依然乍暖还寒，“左”的思想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市场。人们在观念上、认识上也很不统一，加之我们在法制建设上的不完善，在有些人眼里，对韩琨的行为务必严惩不贷。

事实上，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韩琨的罪与非罪，也主要应看其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简言之，就是要看他的行为和效果对改革开放、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害还是有利。事实证明，韩琨做了好事，不仅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反而是对国家和集体作了重大贡献。如果像韩琨这样的行为都要认定有罪的话，那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谁还会奉献给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可喜的是，关于“韩琨案件”的讨论的意义，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是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奉献聪明才智的宽松环境过程中，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今天我们反思和检讨韩琨受贿案，对于深刻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精神，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历程，从而激励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动刑事法治的与时俱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自《中国刑法30年—以典型案例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