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秋季，我受理了一件一对残疾人的离婚案，原告小王（女方）左眼全盲，右眼视力比较差，但是可以照顾家庭生活。被告小何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左手发育不良，活动受限，双腿爬楼有困难，两个人智力接近常人。他们共同生活了六年，已经有一个五岁的女儿，聪明伶俐。我接手该案时小王已经两次起诉要求离婚，都被驳回，这是小王的第三次起诉，两个人的分居时间已经超过两年。

接到案件后，我的心很沉重，残疾人离婚的案件我很少遇到，他们的生存技能差，生活的空间狭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原，被告两个家庭带来更多的问题，前面两个法官都没有判决他们离婚，都是不忍心看到这个家庭破裂，现在是原告第三次起诉离婚了，难道必须离婚吗？有没有办法给他们调解和好？我暗暗下了决心，尽管我们的办案压力非常大，但是这件案子，我一定竭尽全力，有一线希望也要给他们做好工作，如果必须离婚也要在法律范围内照顾到他们各自的生活。所以我没有按照惯常的做法，答辩期过去随即安排开庭，而是几次找到原告，听原告讲述家庭矛盾的焦点。原告几次都是向我陈述和丈夫、公公、婆婆吵过多次，矛盾尖锐，只能选择离婚，没有其他的办法。被告家也几次来询问，看原告如果坚持离婚，他们也只能同意离婚，但是如果有一线希望，也希望法官能够给调解和好，否则这两个残疾孩子今后将如何生活。

我再一次找到原告交谈，她倾诉完毕以后我问她，你在他们家能过日子吗？她笑着对我说，“当然能过了，如果他们家能把村里分给我们三个人的拆迁补偿款、我们三个人的低保给了我们，我们的日子能过的很好”。原来自从这两个残疾孩子结婚以后，被告的父母不放心他们，搬来和原、被告共同生活，所有的收入和开支都由被告的父母支配，三年前村里每人分了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原、被告及其女儿三人的低保收入都在被告父母手中，因为害怕原告和自己的儿子离婚，被告父母把原告的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都藏在自己手中，原告和被告一家一次次争吵后没有任何结果，只能失望的带着女儿离开了被告家，但是被告的父母就是不放手这些。

我了解到问题的根源后，找来被告的父母告诉他们，原、被告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智力并不残疾，整个社会都在关心残疾人，你们作为父母更应该关心自己的儿女，他们已经结婚了，应该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尊重他们，让他们过自己的生活，同时因为他们的生活能力比较差，作为家长应该像捧着弱火苗一样捧着他们，这样他们才能过好。我告诉他们，你们扣留原、被告三口的所有收入，目的是想阻止原、被告离婚，可结果恰恰与你们的努力相反，成了离婚的导火索，我又和他们探讨“堵与疏的关系”，几次交谈之后，被告的父母同意只要原告回来，他们就把原告和女儿的二十万拆迁补偿费和原、被告三人的低保收入给原告，被告的父母搬到自己的房中，将这一套二层小楼留给他们一家三口，除了自住外，其余的房子向外出租，并且以后有困难全家人都提供帮助。

协议达成后，小王很高兴，但是回家前又担心自己和被告曾经因为家里的这些事情争吵过多次，害怕夫妻冷战，重蹈覆辙，问我应该怎么办？我告诉她，被告因为身体有残疾，出去的机会比较少，生活中的寂寞无法排遣，自然就会多疑、生事，你们一家团圆后，你就要像一个母亲一样撑起这个家，除了照顾一家的衣食住行，那就是制造欢乐，还有什么比一个家庭的欢乐更让人留恋的呢，家里充满了欢乐，谁都不会再想离开。你要会讲笑话，会安慰被告的孤独。小王听完后笑了。后来小何的父母为他们一家买来新锅灶，小何的姐姐和弟媳一起陪着小何，把小王母女接回了家。

以后小王给我来过两次电话，每次都很高兴，他们一家很幸福。

新年的时候我收到了市妇联给我寄来的贺卡，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原告小王曾经多次找妇联反映情况，妇联领导非常重视，在我调解案子的同时，她们也在做小王一家人的工作，知道我给小王一家调解和好后，妇联领导特意发来了慰问函。妇联的贺卡给了我温暖，让我非常欣慰，也鼓励我更好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