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我调入第二人民法庭工作的第二个年头，那年冬天异常寒冷，寒风刮来，凛冽刺骨。 12月17日，简哥和陈鲁冒着严寒外出送达案件，我和波波值班，波波是一位刚参加工作的新兵蛋子，话不多，但踏实，肯干，反应也快。早上11时左右，来了一个人，问这里是不是派出所，波波大声地连说两遍：“派出所就在隔壁，出门往右边走就到”。当时我专心地看着一件即将开庭审理的财物损害案卷宗材料，波波高亢的声音把我从案卷里惊醒。 

我抬头一看，是一位约80岁的老奶奶。因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在乡镇法庭，知道很多群众想来法庭起诉，却要找派出所，结果又绕回到法庭，走了不少的弯路。 我连忙站起身，大声问道：“您有什么事？进来坐下说”。刚才波波和她大声的说话，我估计她听力不太好。 

她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我生病了……两个儿子不在家，儿媳妇又不管……没得钱看病，想找派出所”。 她话刚说完，波波起身，走过去扶她到炉子（火炉）边坐下，立即又泡了一杯茶递给她，大声说：“您先喝杯茶，我们这儿是法庭，这位是彭庭长，有什么事您和他讲。”在她喝茶的过程中，我粗略地打量了一下她：身体比较胖，脸上布满了沟壑般的皱纹，眼里充满了血丝，虽然戴有一顶毛线帽，但比较脏，帽子上还粘了许多草屑，虽然穿有五六件衣服，每件都很单薄。 她喝了一口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波波，有气无力地说：“我的事法庭管得了不？”在她看来，法庭能不能办她的事，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大声对她说：“您先说说是什么事，法庭也许管得着。”“我姓张，今年78岁，就住在崇新村，我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姑娘，都成家了，这些年我在两个儿子家轮流居住，今年和大儿子住在一起。这几天我生病了，大儿子外出打工不在家，二儿子在新建镇干活，两个儿媳妇又不管，我实在没得办法了。”别看这短短几句话，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将近10分钟。 

看着她说话很费力的样子，我打断了她：“您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不舒服？”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镇卫生院您找得到不？”实际上镇卫生院与法庭仅相隔2分钟的路程。 她点了点头，我立刻从身上掏出200元钱递给她：“您马上去镇卫生院看病，至于其他的事情，等您病好了再说，您看行不？” 她用粗糙的手揉了揉眼睛，然后又看了看我，慢慢接过200元钱，但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突然缓缓的对我说：“小伙子，我有农村合作医疗，100元可以住院4天”。说完，又颤颤地回给我100元，随后蹒跚着走出了法庭。现在想起依然很愧疚，镇卫生院就那么近，为什么没有直接送她去。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异常繁忙，7天审结了13个案子。 12月29日，因有一件相邻纠纷的案件开庭，早上8点就驱车前往第二法庭。在路上，接到陈鲁的电话，说有位老人家在等我，我猜应该是张奶奶。当我到达时，果然是她，只是穿着一点都没有变，倒是精神了许多。 当她看见我时，连忙站起来，对我说道：“小伙子，谢谢你，我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那就好，先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放下案卷袋，大声对她说。 “两个儿子虽然轮流赡养我，但平时不给我零用钱，这几年，他们之间经常闹矛盾，生活不得安宁。”还没说完，几滴泪水从沧桑的眼角悄然落下。 “那您现在是咋想的，是不是要告（起诉）您的子女？”我直截了当的问她，过多的法律解释担心她听不明白。 “就是要告他们。”她回答很肯定，也很坚决。 接下来，简哥给她做了口头起诉笔录。因当天有案件开庭，我答应她，开完庭就去找她的子女。在和她说话的过程中，开庭的当事人陆续来到法庭。 

晚上7点，便传唤了张奶奶的二儿子和女儿，他们态度倒是很端正，表示法庭如何处理都没有任何意见，只要求法庭给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今后又和大哥大嫂说不清楚。二儿子临走时，一再感谢法庭对他母亲的关心。 晚上9点，我和简哥、波波、陈鲁、陪审员朱克华去找她大儿子，意料之中他不在，大儿媳妇倒是在家。看见我们的到来，大儿媳妇开始如滔滔江水般不断的抱怨，根本插不上嘴。简哥是位在法庭工作了10多年的老同志，等她说了将近15分钟，果断打断了她，并讲明了我们的来意。看着简哥严肃的表情，她签收了法律文书，并答应开庭时一定到庭。 

因张奶奶大儿子在外地，并答应回来参加庭审，所以开庭时间定在2015年1月8日。在庭前调解过程中，大儿子不着边际说了一大堆话，怎么都不肯调解，大儿媳妇也附和着，表示法庭即使判决了也不会给付。二儿子愿意张奶奶和他一起居住，并表示不再轮流赡养，二儿媳妇不说话，一脸的面无表情。女儿表示母亲和谁一起住都行，该拿多少一分不少。由于大儿子态度坚决，我没有执意进行调解，而是当庭作出了判决，基层法庭的部分民事案件，判决反而比调解的效果好。依据张奶奶的意愿，判决由其二儿子赡养，大儿子和女儿每人每月给付生活费150元，住院费用平均分担，住院期间三个子女轮流照顾。 判决后的第18天，大儿子一反常态把一年的赡养费交到了法庭。后来才知道，他托人咨询了陪审员朱克华，知道不履行判决的法律后果，按照他的话说，被拘留了丢脸，可能他至今都不明白，不主动赡养父母更丢脸。 

半年后，张奶奶到法庭给我讲，她想在二儿子家单独居住，说有很多事情不方便，其实我心里也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婆媳之间嘛，矛盾是难免的，再说单独居住的话，或许可以清净许多。我给她二儿子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心愿，他表示一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办。 2015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张奶奶在在法庭外看见了我，气喘吁吁地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感谢你，我现在生活好多了！”。看着她满意的表情，我觉得所做的工作都是值得的，只是她那依旧单薄的穿着和破旧的毛线帽，心里感觉酸酸的。 2016年元旦刚过，我调回了院机关，虽然后来因工作原因去过第二人民法庭几次，但没有碰见过张奶奶。 现在想起，张奶奶还是很幸运的，三个子女中，二儿子和女儿还是比较孝顺，至于两个儿媳妇嘛，婆媳关系历来就不好相处，再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只是冬天又来了，当人们都裹上羽绒服的时候，张奶奶，现在您可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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