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日上午9时，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宣判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一案，当庭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作为该案审判长，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指出，聂树斌案被列入“2016年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其影响深远，对于纠正类似冤假错案具有标杆作用，对办案机关有警示作用，有利于树立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信心，有利于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等重大改革举措的贯彻落实。

回溯这起案件，长达二十多年的申诉之路让人难以忽视，复杂的案情、扑朔的证据、漫长的时间……为这样一起案件“翻案”并非易事，想要查清案件的真相更是难关重重，最高人民法院如何一步步抽丝剥茧、由表及里地分析探清案情并作出判决？这其中的复杂与艰辛可以想像。

启动再审：二巡组建5人合议庭

“早在2014年，我刚到审判监督庭工作时，接手的两起案件中，就有一起是聂树斌案。”谈起聂树斌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夏道虎印象深刻。

1994年8月10日，康某某的父亲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女儿失踪。8月11日11时30分许，康某某的尸体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西玉米地里被发现。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康某某系被聂树斌强奸杀害。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树斌提出上诉，同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并核准聂树斌死刑。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7日，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斌案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2007年5月起，聂树斌家人向河北高院等多个部门提出申诉，认为聂树斌不是凶手，要求改判无罪。2014年12月4日，根据河北高院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本案。

从2014年底到2016年6月，山东高院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了全面审查，历时一年多，先后经过4次批准延期。在此期间，此案产生了3个第一：第一次由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对某一案件进行异地复查；第一次在复查阶段充分保障律师阅卷权；第一次在复查案件时召开听证会，并同步微博直播。

根据复查结论，综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提审聂树斌案。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正式接手聂树斌案再审。

为再审聂树斌案，加强、补充二巡的审判力量，最高人民法院从审监庭、刑一庭抽调人员到二巡担任主审法官，组成了阵容强大的5人合议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主审法官夏道虎、虞政平、管应时、罗智勇为合议庭成员。其中有4人是法学博士，且大多审理过大案要案，在理论与实务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见地。

刚得知自己被选定为合议庭中的一员时，罗智勇心里“既感到有压力，又觉得幸运”。聂树斌案的重大、疑难、复杂程度，将对法官的审判能力提出极大挑战；同时，能够有机会被选中、亲身参与审判该案，也是一种荣幸。

2016年7月，作为主审法官，罗智勇正式到二巡工作，在专案办公室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再审工作。

阅卷：近200份卷宗

前期工作第一步是调阅卷宗，一审、二审卷宗，河北以及山东的复查卷、王书金案相关卷宗等，所有相关案卷材料都被调到沈阳，共将近两百卷之多。5位法官分头轮换着交叉阅卷，每人都要作详细的阅卷笔录。据主审法官们描述，大家办公桌案头的卷宗都堆积如山，“每卷平均一两百页，每天看完锁在柜子里，那段时间柜子里都塞满了卷宗。”

罗智勇法官回忆那几个月的经历时笑着说道：“看上去几个月的时间很长，实际却紧锣密鼓。我和管应时法官作为承办人移交了原本手头的工作，扎根在第二巡回法庭，每天同吃同住同加班，产生了很深的革命情谊。”

会见：3.9万字辩护意见

除了阅卷，前期第二项工作就是会见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合议庭先后多次在法庭集体会见，并在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向聂树斌母亲—申诉人张焕枝充分释明申诉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听取代理人李树亭提出的意见和主张。

对于再审意见，法官们与律师进行专业交流，从事实到程序，一个问题都不放过。法官们甚至提出建议，希望再审辩护意见重点更加突出。据李树亭说，他第一次提交的辩护意见有3.9万字，经修改后第二次更加突出重点，大概2.9万字。

申诉人张焕枝每次也都充分表达了意见，“她讲得很在行，对事实、法律关系都很熟，讲的问题准确、紧扣要害。”主审法官们在与张焕枝的接触中逐渐了解到，这是一位“非常讲道理、明事理的老人”，坚持申诉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一场公正的判决。

在阅卷过程中，法官们发现，从表面证据材料和案件经过来看，似乎确实是聂树斌干的，他本人在多次供述中承认，供述情况与现场勘验情况基本相符，且上诉理由未提出冤案申请，只请求从轻处罚。但深入挖掘、思考以后，法官们发现了一些显然不合理的疑点问题，比如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被抓获之后，第一份供述时间是9月28日，前5天的记录缺失；又比如第一份证人证言出现在10月1日，此时距离被害人尸体身份确定时间8月11日有50天的时间，不合常理……带着这些疑点，法官们开始实地走访。

走访：距案发已22年之久

“2016年8月，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5位合议庭成员，以及法官助理、书记员都到河北进行了实地查看走访。”主审法官们向笔者介绍了走访的情况。

8月初，也就是当年聂案发生的时节，审判团队成员们循着供述中的犯罪路线，到案发现场、偷取作案工具地、聂树斌被抓获地、被害人单位、聂树斌单位等地逐一察看，不过由于距离案发已有22年之久，与过去案发时的环境相比有较大变化，给调查取证带来一定困难。

另一方面，法官们重新走访询问被害人同事、室友、丈夫等重要证人，了解原审判决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向原办案单位承办人、侦查人员等了解情况；提审关押在河北邯郸磁县看守所的王书金，比较二人的供述。

丰富的走访调查为再审案件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公布的判决书就从这次勘查发现的卷宗供述与事实不符之处提炼了要点。

除了走访之外，合议庭还调取了与聂树斌案同时期由河北高院判决的死刑案件共16起，共翻阅了几十本卷宗，包括同一批执行死刑的、前后相邻近时间执行死刑的，加以横向比较，以便了解同时期死刑案件的证据状况，判断当时整体案件审理情况。

2016年9月，合议庭法官们还专门到重庆咨询刑侦技术专家、“华裔神探”李昌钰，就有关尸体照片及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的审查判断，请他从专业角度分析，综合考量专家意见。

合议：1.6万余字的判决书

审判长胡云腾在介绍案件时指出，“由于时间悠久，已过去20多年，当时的办案水平、办案能力、条件包括要求，与现今存在差距，所以审理起来难度非常大。同时由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面认识不一致，所以这起案件也有一些敏感，还有一些人长期通过网络舆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也给合议庭法官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

因此，如何下判决显得格外艰难。合议庭法官们根据阅卷、调查走访、申诉人提供的材料，综合情况，对焦点问题进行专题分析，包括3大证据的缺失、3大疑问等，这些专题分析报告都为最后裁判文书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合议庭共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了10多次会议，从实体、程序、证据上反复讨论合议。判决书由承办法官管应时、罗智勇起草，形成初稿后，投影在大屏幕上，根据合议意见，以材料为基础，初稿为蓝本，逐字逐句地修改提炼，形成1.6万余字的判决书。

宣判前一周的周末，合议庭法官们还在二巡会议室加班，每位法官一字一句反复推敲，以确保判决书说理的严谨性、准确性。

判决：9个关键点条分缕析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2016年12月2日上午，二巡内一间可以容纳100多人的法庭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律师、公检法人员等120余人将旁听席全部坐满。开庭后，审判长择要点宣读了再审判决。当胡云腾读到“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时，李树亭兴奋得想要鼓掌，身旁的张焕枝却号啕大哭。突然间，李树亭也流下眼泪，“这个‘无罪’太不容易了。”

聂树斌案为何能够改判无罪？判决从9个关键点作出了解释，包括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再审宣判的法庭上，罗智勇法官将判决书亲手送到张焕枝手中。“休庭后，老人家一再表示感谢，表示对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认可与接受。”直到这时，罗智勇终于松了一口气，深深地领悟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句话所蕴含的沉甸甸的分量。

2017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该院已向聂树斌家属送达了国家赔偿决定书，各项赔偿共计268万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30万元，创下国内冤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纪录。

从复查到再审，从成立合议庭到最终宣判，再次回溯该案再审过程，循着主审法官们的足迹，笔者聆听到法槌敲响了追求公平正义的强音。（本文刊载于《中国审判》2017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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