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沈洋

疫苗的发明拯救了无数生命，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尽管疫苗有严格的流通监管体系，但是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因利益铤而走险。2016年2月，山东警方破获了一起涉案价值高达5.7亿元的非法经营疫苗案，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庞红卫曾因非法从事疫苗药品经营活动，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判决后其仍不思悔改，到济南后继续非法经营疫苗药品。作为一名医科学校毕业生，庞红卫的女儿孙琪因求职不顺，后伙同其母共同参与疫苗药品非法经营。

据办案民警介绍，自2011年以来，在未获取任何药品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庞孙二人从陕西、重庆、吉林等10余个省市100余名医药公司业务员或疫苗非法经营人员手中，低价购入流感、乙肝、狂犬病等25种人用疫苗，然后加价销往全国，累计涉案金额高达5.7亿余元。经查，这些疫苗虽为正规厂家生产，但由于未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运输、保存，脱离了2-8℃的恒温冷链，已难以保证品质和使用效果，注射后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

2016年4月2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庞红卫之前的非法经营罪作出再审决定，并指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此后，济南中院经再审开庭审理，以非法经营罪改判庞红卫有期徒刑六年。

2016年12月9日，济南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庞红卫、孙琪非法经营一案。公诉机关指控庞红卫、孙琪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条件下，非法经营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等多种药品，销售金额达到7400多万元。两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认罪、悔罪。

济南中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庞红卫、孙琪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疫苗等药品，严重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庞红卫曾因非法经营疫苗被判刑后，再次非法经营疫苗等药品，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惩处。庞红卫在共同犯罪中全面负责联系、出资购买、销售疫苗，系主犯。孙琪在庞红卫的安排下，从事记账、收发药品、办理银行转账等犯罪活动，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2017年1月24日，济南中院对被告人庞红卫、孙琪非法经营案开庭宣判，认定被告人庞红卫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前罪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孙琪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743.28594万元。扣押在案的疫苗等药品依法予以没收。

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提出上诉。山东高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庞红卫、孙琪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疫苗等药品，严重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惩处。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规范与事实间游刃

2017年5月1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庞红卫、孙琪非法经营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一引致舆论喧嚣的非法疫苗案终于落槌定谳。

从定性层面说，两级法院均将本案定性为非法经营罪，笔者认为是完全恰当的。被告人庞红卫、孙琪为谋取非法利润，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不具备经营条件的情况下，非法经营疫苗等药品，显然违反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国家规定，侵犯了国家关于疫苗等药品的经营许可制度，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

从量刑层面来看，尽管案发后庞红卫母女一度被媒体指责为“谋财害命”，部分网民甚至力主判处死刑，但两级法院还是立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依法作了较为妥当的处理：一方面，法官并未随舆论之风幡而动，恣意迎合民意对被告人加重处刑，而是在准确定性的基础上，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了相应的刑罚；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庞红卫因非法经营疫苗被判处刑罚后，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次非法经营疫苗等药品，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加之其在共同犯罪中全面负责联系、出资购买、销售疫苗，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且其系被抓获归案，虽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但其不具有到案的主动性，依法不构成自首，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线索均未查实，亦不构成立功，故两级法院对其所裁量的刑罚是适当的。就被告人孙琪而言，虽然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但其积极实施记账、收发药品、办理银行转账等行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所以法院的量刑在总体上亦未失当。

总之，审判机关在“疫苗之殇”成为全社会之痛以致民意汹汹的舆论压力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本案准确定性，适当量刑，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较好地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事实上，笔者始终认为，法官并非孟德斯鸠所谓的“自动售货机”，而应是娴熟驾驭各种制度内资源，巧妙游刃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能工巧匠。只有如此，方能在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求得平衡之美，达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